恢复性司法引入问题研究

国内对恢复性司法制度及其理念,尚存有各种不同观点。同时,我国学者目前对该项制度的理解本身存在着认为恢复性司法是个人权利对国家公权的挑战、恢复性司法的目的仅在于将社会秩序恢复到犯罪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强调恢复性司法就意味着排斥刑事司法裁判权等误区。出于对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对犯罪人有利改造以及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之考虑,我国迫切需要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以解决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与无奈。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为中心,以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的,其制度应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并行,亦应通过立法予以规范。     

刑辩律师执业风险与防范

刑辩律师的执业风险主要源自于法治观念的缺失、司法制度设置的缺陷、刑事立法缺陷以及执业律师自身的执业水平与防范意识.为此,防范刑辩律师执业风险重点应从树立保护人权的法治理念,保障控辩平等、完善刑事立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规范执业行为等方面入手.     

中国刑事诉讼新理念之探析

司法活动的进步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进,而司法制度的变革则源于理念的推动。在对刑事诉讼理论的理解和刑事司法实践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在刑事诉讼中应树立裁判中心、平等对抗、法律真实、程序正义优先、程序制裁五大理念,这些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指导思想。     

论刑事司法沉默权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被追诉人可以对追诉人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采取了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立法确立沉默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     

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缺失及其完善

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是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标志着我国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进一步强化,但因观念上、立法上及执行上的缺失,导致该制度的实际运作很不理想,应通过更新司法理念、完善立法、健全和规范具体程序、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管理等予以完善。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犯罪处置的替代性模式,虽然在国外已经存在并发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我国却是个新兴的司法制度形式。因为在我国的立法中尚未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只是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有所规定,但是刑事和解的实践却在中国的诸多省份进行着,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与困惑却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应限于轻微的刑事案件,对于适用的诉讼阶段则不应有太多限定;其次,刑事和解不是"拿钱换命",刑事和解并未亵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性根本原则。     

儒家文化对韩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影响——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文化在韩国一直保持了很好的传承,形成了近现代儒家刑事司法模式.尽管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新近韩国刑事司法模式融入了大量英美法元素,但儒家文化色彩的淡化并不意味着退出,相反,儒家文化引领着韩国稳步地实现了刑事司法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我国应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社会主导地位,以儒家文化为立场与方法,将完善司法制度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以创建社会和谐为最终司法目标,以主体视角审视自我需要和其他刑事司法模式,注重局部法律功能与整体法律功能的协调一致,采取适时局部调整与系统整合相结合的立法方法,不断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民国司法体系的统一与分裂——以刑事特别法适用机关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国时期在延续清末变法改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基本司法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为陆续出现的特别司法制度所冲击。从刑事特别法适用的视角看,在民国各个政权时期均存在归属普通司法机关适用与特别司法机关适用的两种情形。刑事特别法分别在普通司法机关和特别司法机关适用,反映了司法体系的统一与分裂,映射出法律近代化历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论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是不具备合法的婚姻成立要件因而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的“婚姻”。我国现阶段无效婚姻仍然普遍存在 ,对当事人、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新婚姻法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 ,填补了这方面的立法空白。比较无效婚姻的立法 ,应注重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     

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的矛盾及其解决--兼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理念与制度设置

刑事司法制度处于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矛盾之中,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是这些矛盾的集中表现.有效证明是现代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理想目标,而排除非法证据则是维护程序正当的内在要求,二者的矛盾集中表现在非法证据的采信或是排除上,协调和解决二者矛盾的途径是构建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抗日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政权围绕抗战的主题,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的指引下, 进行了一系列法制建设工作,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体系,在政权建设、土地与债务立法、刑事立法、婚姻劳动立法以及司法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法律保障,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特征变迁的实证分析——以当代国家刑事立法进程为参照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随着当代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特征变迁.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萌芽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基本是保守的,极力排斥国家刑事法(政策);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起步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开始有所借鉴;在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内容的吸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在国家刑事立法的三个进程中实现了自“封闭与保守”渐至“契合与兼容”再至“开放与转型”的特征变迁.普法运动、经济、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是促使其发生特征变迁的主要原因.当代国家刑事立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考量.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倡导与研究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评价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其理论基础———恢复性司法,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的缺陷,形成传统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之间相辅相成的流动关系进而使刑事司法制度更能有效地吸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纠纷与无序。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下中国刑事立法何以谦抑化

谦抑是刑事立法的帝王法则。刑事立法情绪化、想象化、道德改善化等违反谦抑性标准的提出,描绘了当下中国刑事立法不断违反谦抑性的刑治事实。在批判性吸收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存量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程序来实现刑事立法谦抑性的制度路径。刑事立法谦抑化要有通过SWOT模型验证的前置立法风险评估程序;要有刑法条文审议、辩论和质询等刑事立法过程的程序完善;要有刑事立法事后程序跟进,特别是刑法“落日条款”的制度设计。以“谦抑地立法”实现“谦抑的立法”,助益国家刑事立法科学化。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立法思想、刑事立法原则和司法制度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受人本主义精神之影响,贬低神学权威,重视人的生命及价值尊严,强调人的重要性,折射出中国传统法律缓和社会压力、追求和谐及"以人为本"的理性之光。     

内地与澳门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内地与澳门在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层面各具特色。因历史原因,澳门刑事立法上既有大陆法系的传统又有中西融合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法律文化。两地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差异主要在于立法模式、规制范围和刑罚配置。通过比较研究,内地与澳门可相互借鉴有益的立法经验,推动两地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共同发展。     

论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是不具备合法的婚姻成立要件因而不产生失妻权利义务的“婚姻”。我国现阶段无交婚姻仍然普遍存在，对当前人，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极不利的负面影响。新婚姻法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立法空白。比较无效婚姻的立法，应注重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

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关于经济刑事法律宏观完善的若干问题

我国的经济刑事立法,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分别采用系统修订刑法典、创制特别经济刑事法律、发布刑法修正案以及进行经济刑事立法的解释与编纂等几种立法方式,但不宜制定单行的经济刑法典;法人不应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现行经济刑法规范中关于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规定应予修改和删除;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制度应注意向轻重适度、重视财产刑与资格刊的方向发展与完善;立法中对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尽可能地明确化。     

完善我国无效婚姻制度之我见

由于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问题的影响,新婚姻法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着重从现行的无效婚姻制度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入手,并结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对完善无效婚姻制度提出一些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