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视阈下的《红高粱》与《还乡》的女性叙事

莫言和哈代都是民间文化的表述者,他们的小说都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在此文化视域下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其中以《红高粱》中的凤莲和《还乡》中的游苔莎最为典型。在两人的女性叙事中,既有相同又有差异：首先,他们都描述了女性的本能欲望,但对欲望的态度不同;其次,都描述了女性的反叛,但反叛的基点不同;最后,从两个作家对女性的理想化书写中,深层揭示差异性背后蕴涵的文化意义。     

从《祝福》《离婚》《伤逝》看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祝福》《离婚》和《伤逝》中塑造的祥林嫂、爱姑和子君三个人物形象,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反抗,演绎了封建礼教的逐渐衰亡,昭示鲁迅先生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精神,从而激发人们前仆后继地斗争,去寻找新的路。     

谈《静静的顿河》女性人物塑造上的局限

男权中心主义是《静静的顿河》在女性人物塑造上的局限所在。它使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虽然很多,并且也十分感人,但却都缺乏性格的完整性、独立性、丰富性,远不及小说塑造的男主人公形象那样鲜明、复杂、多面。     

论《故事新编》中的女性意识

鲁迅先生一生都十分关怀中国女性的解放以及前途道路问题,他的这一思想在《故事新编》中也有明显的体现。鲁迅重塑了历史中的女性形象,寄予了他对母亲、妻子、少女这三类人物的赞扬与批评。鲁迅塑造了他心目中的中国女性的形象,也指出了中国女性应该消除自身存在的某些劣根性。     

《孙行者》中的性别策略

小说《孙行者》中的主人公阿新对性别的焦虑、对男性气质的追求,反映了华裔男性在美国主流社会被女性化、被阉割的华裔移民史。在写作策略上,汤亭亭跨越性别界线,以女性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者,正是其颠覆男性叙事者、女性主人公这一传统二元对立,改写女性被书写、被构建的"他者"形象的尝试。     

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离婚》与《伤逝》的悲剧意义比较

本文对《离婚》、《伤逝》主人公爱姑和子君的悲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她们的悲剧分别是“熟睡国民”的悲剧和“梦醒女性”的悲剧。上升到美学范畴 ,本文把这两个悲剧分别归入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 ,并在此基础上把鲁迅的悲剧作品作了大致划分 ,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作用。     

《伤逝》：怨弃主题的非道德化叙事

《伤逝》超越了传统怨弃型作品对两性关系的简单是非道德判断,藉由始乱终弃模式,通过弃妇子君观照出中国男性文人的人格特质,审视其爱情心理特点和审美旨趣,其中不无鲁迅私人化体验。涓生对子君的爱本质上是对理想中的拯救者幻象的爱,而他的被拯救是通过拯救（向子君启蒙）而获得。涓生是文化复合型人格的文人经典形象,旧文人的“女儿”情结和新文学青年的启蒙精神的双重价值观使他成为中国爱情文学史上的独特的真诚负心郎。     

《变形记》与《荒原狼》形象塑造之比较

在20世纪初的德语小说《变形记》与《荒原狼》中,卡夫卡与黑塞分别塑造了带有自喻意味的动物性形象虫与狼。在塑造形象时,作家安排的主人公入场与退场的方式、主人公作为内视者与外观者的关系以及主人公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既蕴含了自身对社会群体的疏离心理,又表现出同一时代的独特风格。两者分别采用了空缺与重复的手法,给予读者以大量留白和几近铺满的不同阅读体验,亦对应了奥尔巴赫后景与前景的写作理论。从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切入,通过比较卡夫卡与黑塞塑造形象的方法,可探讨隐含其中的文化心态和写作意图。     

女性:弱势的群体--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解读

通过对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女性形象进行评析,认为:祥林嫂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爱姑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抗争者,子君是女性弱势群体中闪光一时的弱者.她们被强大的"杀人团"所包围,同时由于自身的性格特征以及存在的程度不一的精神缺陷,因此挣扎、抗争、"出走"都无济于事,都是悲剧结局.而鲁迅描写女性弱势群体及三女性的价值意义在于:反思五四的"人的发现",反思五四妇女解放及启蒙的时效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而长久的影响.     

女性：弱势的群体－－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解读

通过对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女性形象进行评析，认为：祥林嫂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爱姑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抗争者，子君是女性弱势群体中闪光一时的弱者。她们被强大的“杀人团”所包围，同时由于自身的性格特征以及存在的程度不一的精神缺陷，因此挣扎，抗争，“出走”都无济于事，都是悲剧结局。而鲁迅描写女性弱势群体是三女性的价值意义在于：反思五四的“人的发现”，反思五四妇女解放及启蒙的时效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而长久的影响。     

论欧茨《自我封闭》中的身份认同

欧茨在中篇小说《自我封闭》中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白人女性形象,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一生揭示了女性主义作家在探讨女性身份时容易忽略的主体性危机问题,试图从女性和以女性为代表的少数族群自身寻找身份认同的出路。文章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尤其是拉康的相关理论分析女主人公伊迪丝自我身份认同失败的原因,并结合欧茨的个人经历和创作观来讨论女性书写作为女性身份建构手段的可能性。     

鲁迅小说《伤逝》中动物意象的分析

从鲁迅小说《伤逝》中油鸡、小狗和小鸟的动物形象入手,作者认为,油鸡成为子君为官太太暗斗的导火索,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成为寄托子君内心孤独情感的一个载体;小狗阿随的形象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一个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况;小鸟则是涓生、子君他们自己的象征.这些动物形象在作为小说叙事线索的同时,鲁迅通过它们引发了对涓生、子君一类小人物的深层思考.     

女性反抗者悲剧的解锁者

子君、爱姑形象分别出自于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伤逝》与《离婚》。鲁迅是站在一个思想家的高度来揭示两位最具反抗性的女性的悲剧命运。通过作品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站在作品背后的作为先知者和青年思想导师的鲁迅的伟大人格     

《伤逝》人物形象略论

鲁迅的小说《伤逝》写于1952年10月,收入他的第二个小说集《访惶》,是作家笔下唯一反映爱情生活题材的小说。《伤逝》通过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赞扬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抗争,同时,又尖锐地剖析了他们自身的弱点。小说与其说是一个爱情悲剧,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悲剧,它的形成,既有涓生和子君各自的思想局限,又有极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小说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烈的反封建要求,在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过程中,同家庭和社会进行了坚决、果敢的斗争。当他们在…     

女性独立人格的傲立——《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形象的探析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女性意识观照下书写女性主义的名篇,文中塑造的主人公贞贞大胆反抗包办婚姻、独特的自我存在价值的体认、对父权制伦理道德环境的反抗,表现出强烈的女性独立人格,成为解放区文学中不可忽略的女性形象。     

《简·爱》与《飘》中女性地位分析

《简·爱》和《飘》两部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出身平凡中却具有独特思想的女性---简·爱和思嘉·奥哈拉。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著的《简·爱》和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所著的《飘》都称得上是描写旧时代女性中最经典的著作,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都表现出了敢于对抗时代、追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等鲜明的人物特征。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受到了旧时代社会压制,但最终通过行动收获到了真爱和地位。     

子君悲剧新探

厚厚的《鲁迅全集》中只有《伤逝》那几页泛起乌黑的指痕。短短的一篇小说,每每读过,都有一种新的体会,余韵袅袅,欲说还休。《伤逝》里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一个身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装束,却怎么也逃不出封建樊篱束缚的女性。悲剧性的子君倾注了鲁迅极大的心血,让我们顺着先生的脚步,再探究她悲剧的原因。子君的悲剧在于缺乏经济来源,“人类有一个大的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这是鲁迅在《娜     

“子君”出走之路的多重开掘——从鲁迅《伤逝》到亦舒小说及原著改编电视剧《我的前半生》

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小说《伤逝》以女性追逐爱情自由的表层,揭示出女性从独立出走而后又回归的悲剧; 20世纪80年代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小说对《伤逝》中子君的命运延续构思出多种可能性; 21世纪秦雯编剧的《我的前半生》电视剧在尊重亦舒的"子君"出走方式的基础上,创作出女性追求精神与物质独立的必然性。"子君"作为鲁迅笔下"娜拉出走"的典型女性,囿于五四初期思想启蒙的软弱性的时代背景,在出走后"无路可走"。在亦舒《我的前半生》小说及其原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由多位女性在实践着"子君"出走之路的多重性与虚幻性,反映出不同时期女性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出走"、追求独立时突破局限和障碍的艰难和循环反复性。     

从《叶甫盖尼·奥涅金》解读普希金的阿尼玛原型

普希金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对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塑造投入了自己最深厚的情感,他将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历程投射于女主人公的形象中。在达吉雅娜身上可以看出与普希金相似的精神状态,也可看出普希金把自己某些缺失的精神层次寄托于达吉雅娜的形象上。达吉雅娜不仅是普希金塑造的一个人物,更是普希金潜意识中的女性一面,折射出普希金的生命追求和人格魅力。     

《阿Q正传》和《变形记》哲理内涵比较

鲁迅和卡夫卡是在思想、气质、个性和风格诸方面都反差极大的两位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念念不忘此岸世界;卡夫卡是虔敬的宗教徒,对彼岸世界念念不忘。鲁迅是真的猛士,拥有“粉碎一切”的勇力;卡夫卡是“软骨头”,哀叹“一切粉碎了我”。鲁迅是现实主义艺术家;卡夫卡是表现主义艺术家。鲁迅富有幽默感;卡夫卡几无幽默感。…… 但是,这样两位作家的中篇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和《变形记》,在哲理内涵的表现上却存在着引入注目的“异中之同”,它们都揭示了异化;并且,又存在着更加引人注目的“同中之异”,即《阿Q正传》主要以现实主义艺术方式,从客观角度描绘出了人在社会里的异化处境——阿Q作为一个愚昧麻木的农民在封建性未庄的异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