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中、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核心,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是解释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人的就业,单一城市和城市群在吸引人口实现就业转变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我国268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实证研究发现,地级市层面工业化速度大于城市化速度,省会级城市则是城市化速度大于工业化速度。这种人口集中的特征凸显了城市群经济效应。中国十大城市群2006-2015年的数据表明城市群经济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越协调,对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城市经济水平提升的动力。     

就地城市化中的经济、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晋江市与巩义市为例

选取福建省晋江市和河南省巩义市的相关经济的、人口的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指标,建立就地城市化指标体系,对两市经济的就地城市化、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的发展指数、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两市近几年经济的就地城市化快速发展、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快速推进,而人口的就地城市化相对滞后,形成了两市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失调环节.提出当前我国就地城市化发展较快地区的经济、人口和环境发展失调问题,为其他地区的就地城市化工作提供借鉴.     

基于面板数据的西部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运用西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揭示西部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西部人口城市化水平总体不高,内部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增长与人口城市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对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具有不同的拉动效应。西部中小城市应率先放松户籍管制,刺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1955 —2007 年中国经济与犯罪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对1955-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人口流动率、城市化水平和犯罪率变化的数据运用岭回归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犯罪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人口流动率、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犯罪率有重要影响,不管在何种经济体制之下,经济增长始终会导致犯罪率的下降,而收入差距扩大都会带来犯罪率上升,由于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率上升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是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基于灰色Verhulst模型的陕西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

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准确的城市化预测是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基础.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过程具有非线性饱和状态的特点,灰色Verhulst模型具有良好的适应效果.进一步的预测表明,陕西省人口城镇化率增长态势明显,由此引发的住房问题、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水平关系研究

通过应用EV iews软件包对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水平数据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采用G 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二者因果关系进行验证,证明了我国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与人口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且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其中我国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是人口城市化水平变化的重要动因,但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是滞后的。指出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不能忽略第三产业的发展,一定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要因地制宜,要看到各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是同样的,关键看该产业是否适合该区域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规划问题的探讨

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三位一体,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存在着城市规模扩大过快、耕地减少迅速、用地结构复杂、权属混乱、污染严重、土地利用率较低等主要问题,其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开发区过多过泛、人口增长无序三方面。针对当前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人口预测、基础数据采集、城镇用地规模确定等难点问题,提出了解决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问题的规划对策。     

城乡统筹背景下重庆城市化进程空间机理研究

文章在修正传统城市化指数基础上,从空间角度对重庆各区县城市化进程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地区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的空间集群现象;1998-2008年间重庆市各地区城市化第二产业比率指数和第三产业比率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增强;而城市化非农人口比率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年减弱。因此,将城市化重心转移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比单纯通过扩大城市范围、增加非农人口比例来提高城市化率更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城市规模约束：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

我国城镇化处在加速时期,更应该重视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在人口、土地、水资源之间达到合理配置.以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城市化实践,广义的城市化符合可持续发展.广义的城市化理解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比重问题,还包括基础设施、土地、就业方式、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城市化问题.城市人口规模是确定城市规模的重要依据,传统的人口规模预测方法遇到了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要注重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约束,把城市人口规模建立在资源承载力基础上,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三元复合系统的最佳耦合发展,使城市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与拉美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

城市化和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也是考察和分析拉美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变量。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增加,并主要通过带动服务业的发展、私人消费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1990—2012年,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带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每增加1%,能够带动GDP增长1%以上。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足以实现较高的GDP增长率,2013—2020年,要实现5%的年均GDP增长率,绝大部分拉美国家需要10%以上的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中国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个基于协整理论的初步研究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创新活动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能够持续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条件下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如何,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本文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短期内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与长期影响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从长期看各种创新活动中基础研究能够实现对经济增长更大的推动作用。     

风险投资溢出效应:一个分析框架

风险投资活动实质上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信息、知识和理念的载体,具有与一般投资活动不同的溢出效应。这是一种经济增长效应,是报酬递增的源泉,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知识创新;二是技术扩散;三是组织成长与制度变迁;四是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必须由就业增长型经济转变为知识创新主导型经济,建立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模型,充分获取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中国新经济增长的制度模式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新的增长模式,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不平等、环境、出口导向和创新是影响中国经济新增长模式的四个关键因素,中国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增长模式来实现增长,中国应该如何离开现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以及创新对于中国远离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作用,如可居住城市设计、创新体制设置以及信息体制建立,等等。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构建需要选择适当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市场经济有许多模式,比如日本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各种模式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正在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李约瑟之谜与经济转型的模型分析

以经济活动的数学模型为基础,通过演绎,可以得到资源、资本和社会力三种经济方式。从对资源的劳动积累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的资源转型,只有社会力经济方式才能实施转型,资源和资本两种经济方式与经济转型无关,这一结论暗示"李约瑟之谜"中论及的科技和经济等主要条件不构成经济转型的因素。在"李约瑟瓶颈"的情境中实施以生活质量正向改善为目标的经济转型,模型演绎的结论是:必须首先对社会力进行正向调整,而后进行负向调整。史实佐证了这一结论。     

技术溢出、企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技术溢出和企业集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技术溢出和企业集聚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的分析,提出了技术溢出、企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以解释区域经济的增长机制.在提出的全面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区域的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技术创新对生产率提高产生直接影响,而企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和创新网络产生的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生产率提高产生间接影响,两种影响最终使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服务外包：北京奥运景气后经济新增长点之一

奥运会给举办城市带来奥运景气,但历史上也有不少奥运会举办城市和国家都深受“后奥运低谷效应”之苦。规避北京“后奥运低谷效应”,以尽可能减少,直至消除其对北京乃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承接外包服务可以突破制造业发展模式局限,拓展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因此,积极扶植北京服务外包行业发展,将北京打造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承接跨国公司离岸外包业务的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使服务外包行业成为北京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就可以极大地促进北京社会经济在奥运后平稳快速健康长期发展。     

陕西省政府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所必须的物质基础是科技投入,科技投入通过科技创新最终作用于经济的不断增长,只有加强对科技投入的重视,提高科技投入在GDP中的占比,才能持续正向地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本文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测度了陕西省政府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提出了提出优化政府R＆D投入的效率机制。     

经济增长和实际利率的关系分析

从新古典增长模型“索罗—斯旺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经济增长和实际利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是实际利率的提高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也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引起了实际利率的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利率市场化是保证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文章最后对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利率的趋势作了预测。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论“克鲁格曼质疑”现象的存在性

首先描述了长三角地区1998—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认为长三角地区存在资金依存度偏高的现实特征,基本符合“克鲁格曼质疑”模式;但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各要素分析,发现同时存在于长三角地区的“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在难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基层突破-局部试点-中央确认”的演进模式,“非正规金融”逐步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制度变革支持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质疑”在长三角地区并不成立。     

城市化、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演变,经济学用收益递增来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也为解释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化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通过城市化,经济活动在城市地区聚集起来就会促进技术创新。依靠技术创新,依靠城市的多样性、城市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协作方面的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城市化有利于扩展市场,提高产业协作效率,形成有利于分工的制度和文化,促进了分工的演进,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从社会发展来看,政策的设计应从抑制城市化和城市增长转向城市治理,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