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村民投票参与 ——来自民政部全国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民政部全国村民自治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对我国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参与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家庭在村中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内部政治效能越强,村民越会参与投票;除了初中文化水平的村民投票概率高些之外,小学以下、小学、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村民在投票参与概率上无差别。第二,家庭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对投票概率的影响随着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第三,家庭经济地位、教育对投票参与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第四,基层政府选举干预不仅降低村的整体投票率,而且还使得家庭经济地位、内部政治效能对个人投票概率的积极影响不复存在,但却提高了高文化水平村民的投票概率。     

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及其调适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对苏南四村365位村民的问卷调查

政治效能感是公民政治心理、政治态度的重要方面。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苏南地区村民自治过程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总体水平并不高,处于中等水平。虽然苏南地区村民对于村委会、基层政府的外在政治效能感较高、施政评价较好,但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偏低,对自身政治影响能力信心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来激发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塑造参与文化、转变治理理念来提升村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创新基层参与方式来完善村民的自治制度;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协商民主经验来拓展村民的参与空间,从而以多元的路径实现对村民政治效能感的有效调适和提升。     

中小股东网上投票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小股东网上投票的现状分析,总结了网上投票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宣传力度、建立网络投票中介代理人机制、延长网络投票的期限、分类表决应引入投票率等对策。     

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和女性村民选举

农村女性村民选举参与是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基于江西等省份部分农村女性的数据,探索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与村级选举参与态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和选举参与积极性;且政治效能感对选举参与积极性有显著正向作用。村民女性的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在对选举参与的影响中互为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关系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参与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发现,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内在效能感要明显高于外在效能感。社会经济维度的教育程度、阶层地位,政治参与维度的选举投票活动、向村委提建议和政治心理维度的政治认知、政府信任、权威主义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与性别、年龄等密切相关,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     

论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权的实现

妇女参政议政是妇女政治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但目前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治参与仍处于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状态,存在政治参与意识弱,政治效能感差的现状。针对这一现状分析了在村民自治中阻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权利实现的诸多因素,并提出了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权利的实现的对策思考,以进一步扩大妇女参加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农村妇女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社区直选背后是什么

2003年8月23日上午,上海市卢湾区五里桥街道蒙自社区具有选举资格的2798名居民投下了自己庄严的一票,选出了7位自己的当家人,蒙自社区新一届居民委员会产生了。蒙自社区的这次选举工作有“三个高”。首先是居民们对居委会候选人推荐工作的热情高。第一轮是“海选”方式,以楼组为单位,共有1200多名居民参与了推荐,占居民总数的41.7％。其次是居民参与居委会工作的热情高。首轮被推荐的31名候选人,都表示十分乐意参与社区管理工作,并表示即使没有被选为居委会成员,还是愿意为社区居民们做些事情。最后是居民们投票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高。蒙自社区有选举资格的居民共有2845人,选举中共有2798名居民投下了自己庄严的一票,投票率达到98％。     

从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看我国村民自治的问题

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推动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具有根基性的作用.同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比较发现,我国的乡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村民自治受到基层政权的行政控制,法律不健全及农民的自治权缺乏法律的保障.这些问题将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思路是:彻底厘清基层政府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逐渐用司法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实现对农村的控制,建立完备的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基层政府和农村的教育工作.增强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人口流动状态下村委会职能的实施困境

运用实证调查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状态下村委会职能实施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分析认为,人口流出使村委会在组织上出现“人才流失”与“水平下降”;在空心化背景下,村委会实行民主管理时,遭遇“人气不足”与“兴致不高”;人口流入可能使农村出现“管理无序”与“参与不能”。对此,很多地方试图通过村组合并方式实现对空心化农村的治理,但往往导致“得形失意”与“实现困难”窘境。分析结果表明,针对空心化问题,村委会应由“积极型自治”转变为“自我服务型自治”;针对人口流入,立法上应该缩小村委会属人主义职能的管理范围,扩大属地主义职能的管理范围。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村民自治权与基层党的领导权关系探析

在村民自治过程中 ,处理基层党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中存在不少法律故障。从理论上讲 ,协调二者关系的切入点是 :由村民评价 ,对村民负责。就实践来看 ,应考虑如下方法 :实行村党支部的选举与村民的评价“直通车” ;村党支部通过村民会议实现决策和监督职能 ;村党支部积极参与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     

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草岔沟村为例

通过介绍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草岔沟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现状,从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两个角度深入分析弱经济基础是如何支撑村民自治上层建筑的,弱集体经济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包括三个方面：弱集体经济导致村民自治物质基础薄弱;弱集体经济弱化村民政治参与;弱集体经济影响乡村关系,扭曲村级自治主体价值。村民低收入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也包括三个方面：村民低收入削弱政治参与动机;村民低收入制约村级社会层次分化,村民民主政治诉求淡化;村民低收入影响教育投资,构成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障碍。因此说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贫困制约村民自治制度正常运行,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缺乏经济动力和支撑,在加强村级民主建设过程中,需要夯实民主的经济土壤。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内涵分析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其实质是民主理念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行与贯彻。村民自治活动应当遵循合法、民主、权利保障和权利制约等基本原则。在民主与自治的框架下,合理架构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内外部关系。     

当代农村两性政治参与之调查比较

从政治认知水平、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对江苏农村两性的参政现状调查显示,政治认知水平低下,民主参与意识缺失,乡村政治生活中行动迟缓、消极被动,至今在农民群体中仍是普遍现象。较之于男性村民,女性村民在政治认知、意识及行动方面的公民能力更为欠缺。分析表明,乡村政治思想观念变革的迟缓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非常态化,及传统治理方式的延续导致的村庄自治组织、制度发展的滞后成为两性村民参政不足的主要原因,而排斥女性的男权政治文化场域又是导致女性村民公民能力更为欠缺的直接原因。改变现状必然要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才能切实提高乡村两性村民参政的广度与深度,保证二者参政的平等、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