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事迹辨

李勣归唐时的统治区只有黎阳一带,不像两《唐书》说的那样广大。李勣与唐太宗的关系总起来看比较亲近,《通鉴》记载的太宗临终前嘱咐太子“（李勣）若徘徊顾望,当杀之”的材料不可信。李前去平定高丽时的官职是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不是漫江道大总管;时间是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不是总章元年,两《唐书》中所记有舛误。     

徐世勣与瓦岗军

徐世勣是翟让领导的瓦岗农民军的元从宿将,唐初有名的将领和宰相。两《唐书》有传,陕西礼泉县昭陵徐世勣墓前有唐高宗“御撰、御书”的《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武公李碑》(后简称《李勣墓碑》),特别是昭陵博物馆开放,展出刘袆之撰《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勣墓志铭并     

武功定天下 文德绥海内──试论唐太宗之赋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徙居长安（今西安市）。李氏家族本是关陇贵族，世代为将，故李世民自小尚武，善于骑射，强悍骁勇，诚如他自己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以贞观政要·政体》）①隋大业十三年（617）六月，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年轻的李世民审时度势，力劝其父李渊于晋阳起兵，十一月攻入长安，次年五月李渊称帝，国号唐，李世民被封秦王。后李世民又挂帅亲征，历时七年，扫干群雄，统一全国。唐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灭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随后即帝…     

李勣墓状小考

李勣墓,在今陕西省礼泉县的东北九山下,是昭陵(唐太宗陵)的一百六十七座陪葬墓之一。墓状呈倒“品”字形,是由三个直高二十公尺的园锥形土堆构成,从南朝北望去象三座山。 《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公     

李世民论和亲

贞观十六年,北方少数民族铁勒部的延陀侵扰唐王朝的边境,李世民与侍臣商量对策。大臣们有的主剿,有的主抚,争论不休。李世民说:“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但是经过再三考虑,他放弃了这种武力镇压的办法,决定“与之为婚姻”。因为“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贞观政要·卷五》)唐太宗的“苟可利     

“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

<正> 对唐初发生的“玄武门之变”,历来多有评论。近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我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一、李世民与李建成间矛盾的发生和发展     

茈湖精舍诗初集序

旅鄂之次年、戊子,华中大学傅懋勣教授以马幼初先生茈湖精舍诗集见示,嘱为之序。读竟而喜幼初,洱源马东初先生哲嗣也。东初工诗,辛亥、壬子之交,与鹤庆蒋心月及余住碧鸡台下,相与唱酬无虚日。东初怀才数奇,以县令终,余未得临其丧。今获读幼初诗,悲喜交搏,不知涕之何从也。然东初有子矣!幼初既承庭训,又常从钱子泉(基博先生)问学,     

元末农民起义領袖芝麻李下落考

<正> 元末重要农民起义领袖芝麻李,名李二,江苏邳县(一说今安徽肖县)人。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与赵均用、彭大等据徐州(今江苏铜山)揭竿起义,与刘福通、杜遵道等领导的一支,同是东系红巾军的骨干队伍。至正十二年(1352)九月,元丞相脱脱率大军数万攻破徐州,赵均用、彭大率军退入濠州,与另一支起义军郭子兴合势。但芝麻李的下落如何,则众说纷纭,成了聚讼不决的问题。综合诸书记载,芝麻李的下落有四种说法: 一、先遁逃后被杀说。持此说的始作俑者当推权衡。权氏在其所著《庚申外史》中说:“脱脱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月余,始获芝麻李,梏送京师,脱脱密令人就雄州(今     

《采薇》并非“以哀景写乐”

清代王夫之在《(?)斋诗话》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说,无疑是充满辩证法的艺术理论。然而他截取《采薇》“昔我往矣”四句为之例证,则似有以己意加之古人之弊。试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如果不断章取义的话,很容易理解在这浑然一体的八句诗中,“雨雪霏霏”与“行道迟迟,载渴载饥”都是构成“今我来思”的背景,而这背景又显然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必要铺垫。     

李儋字元锡吗?

《寄李儋元锡》是唐韦应物的名篇,古今唐诗选本多收入。其中对“李儋元锡”一向无注。近年出版的两个唐诗注本,对此作了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唐诗选》注云:“李儋,字元锡,曾官殿中侍御史(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云:“李儋(单dan),武威(今属甘肃)人,曾官殿中侍御史,给事中李升期之子。韦集中屡有寄李儋诗,卷二有《善福阁对雨寄李儋幼遐》,则其字为幼遐、元锡。”都认为李儋字元锡。对此我颇有怀疑。     

玄武门之变与贞观之治

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玄武门弑兄诛弟,夺得皇位一事,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变的起因,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李建成阴谋作乱引起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为抢夺皇位继承权而发动的。李世民夺得皇位后,其处境十分孤立,为此,他采取与民休息,争取民心的策略,以致出现了“贞观之治”,所以,不能以李世民后来的业绩,掩盖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发动者的真相。现就此加以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试论谭嗣同《仁学》的佛教倾向

梁启超在谭嗣同牺牲后如日,为其《仁学排序日：“《仁学》之所为作,乃为光大南海之宗旨,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众生何以要救？又如何去救？这在梁启超和谭嗣同眼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答案,即佛教中所说的“我执”。有“我执”,则是众生必被拯救的原因所在;而破“我执”即是拯救之方法．因为只有破除了“我执”之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才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因此,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控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     

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李贺年寿小考

今之研究李贺者,皆以为贺年二十七而卒。恐盖本之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一语。又沈亚之《序诗送李胶秀才》亦云贺“年二十七,官卒奉常”,其说似是。然李商隐《李贺小传》则云:“长吉生二十四年,位不过     

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简说唐代的“宫怨诗”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都长安(今西安市)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以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为中心的三大宫殿群坐落城内,这些富丽堂皇的龙宫宝殿,既是唐王朝政治活动的中心,又是最高统治者皇帝荒淫享乐的场所。在这里,统治全国近三百年的唐代二十一个皇帝,为了满足他们的淫欲和供他们役使,和其他封建王朝的国君一样,以“至高无上”的特权,霸占了数以万计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唐会要》卷七说,唐高祖李渊时,仅放出的宫女就有三千多;又说,太宗李世民时,后宫里“无用宫人,动有数万”;《旧唐书·后妃传》载,玄宗李隆基在武惠妃死后,“后庭数千,无可意者”;     

唐太宗施政要略简论

(一) 用人,乃唐太宗施政要略中之极重要者。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唐太宗在用人上,坚持了“用人唯贤”的正派路线。 李世民早年就非常注重结交贤能之士。他“折节下士,推财养客”,因此,所谓“群盗大侠”,莫不愿为他效死力。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日,“有器干,倜傥多权略”的刘文静,正被囚禁于太原郡狱中,李世民“以文静可以谋议,入禁所视之。”两人便在狱中策划举兵反隋大计。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六一七年)九月,李世民进军河东,“收纳英俊,以备僚列。”房玄龄、李靖等,都于是年被罗致其麾下。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于志宁、苏世长、薛收、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值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李世民公事之余,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常常到深夜才罢。李世民又命阎立本这十八个画像,命褚亮为     

“李唐”祖籍考

“问祖归宗”为弘扬中华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在涉猎了历史上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唐代李氏人物的资料后,以为其中的一些杰出者,如,李渊、李世民、李隆基等,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都起了卓著作用,为华夏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李唐祖籍在何处?目前已引起海内外华人的极大关注。历来,李唐祖籍通常的说法有三,一说“陇西狄道”,另一说“陇西成纪”,还有一说“巨鹿郡”。笔者在查阅了大量史料之后得出,李唐祖籍在狄道(今甘肃临洮)。“成纪李氏”系“狄道李氏”之后裔,现就搜集的李唐祖籍有关史料汇集于后,以供史学界进一步考证。     

宋之问“赐死”钦州考

唐初著名诗人宋之问死于何地,是历史上一个悬案。一说赐死于钦州。《旧唐书·文苑·宋之问》说:“睿宗即位,以之向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徙所。”一说赐死于桂州(今桂林)《新唐书·文艺·宋之问》说:“睿宗立,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并赐死于桂州。”同时对他临死前的情况还有具体的描写:“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诀。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 ’乃饮食洗沐就死。”《临桂县志》更进一步说:“桂州有之问宅,当是贬钦州不行,逼死于此。”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我认为第一说比较可信。     

苏威在隋朝的历史地位

公元621年五月,秦王李进民攻克洛阳,地方割剧势力王世充投降,苏威在洛阳阊闾门内要求谒见李世民,世民遣人责备之说:“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李世民拒绝会见苏威及其到唐为官,仅此也就罢了,但他把炀帝被杀,隋朝灭亡的责任强加于苏威头上,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本文通过对苏威在隋朝事迹的考察,以论述苏威对隋朝政治的作用,并对苏威作出全面的评价。不当之处,敬请史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谈谈兼听则明

魏征是曾被唐太宗李世民誉为“一面镜子”的重要谏臣。当他觉察到李世民偏听奸人之言,欲加害于他时,仍敢于直言不讳地向唐太宗提出批评。他说,我不愿作百事顺从的忠臣,但愿做个直言的良臣。李世民问魏征;“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魏征答:臣子进谏正确,君主采纳,政治修明,天下太平,臣子落得美名,君主也获得光辉的声誉,这样的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