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影像:传统伦理道德的乌托邦想象

20世纪30年代,在"新生活运动"和罗明佑追求民族化电影的共同催生下,《国风》《天伦》《慈母曲》应运而生,对江南地区给予了特殊的影像关注与呈现。而受公司开创者罗明佑的影响,这些影片在江南影像的审美层面之外又赋予其特殊的、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象征与寓意,开辟了早期中国电影对"伦理江南"的记忆与回望。这些影片成为早期上海电影中别具一格的作品,是构成"海派电影文化"极为重要的一块影像拼图。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     

对传统叙述人反思的不同策略——《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电影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层,并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叙述方式上的区别:小说和电影分别采用不同身份的叙述人——叙述人"我"和叙述人"它—他"提供的叙事视角,对传统叙述人进行了不同角度、深度的反思,各显自身叙事媒介的优长。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成功的电影改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传统叙述人乃至传统叙事的新的媒介视角。     

《被掩埋的巨人》与电影《潜行者》联动的双重叙事进程

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在运用神话方法以及在建构双重叙事上有互文性关联.将小说与电影进行联动叙事解读,能揭露出石黑一雄小说中隐藏的、与表面情节发展轨道所奠定的基本叙事基调相悖的另一层隐性表意轨道及主旨.在小说的表面情节发展轨道上,叙述者以一种宏大叙事式的、对聚焦人物不施评判的客观立场和叙述目光进行叙事;而在小说的隐性表意轨道上,叙述目光又在跟文本外部的电影的互文及共鸣中,透露出一种与读者所认识的故事表面意义相对立的深层反讽意义.     

民族叙事中的智性民族主义立场--李伯元《文明小史》论

《文明小史》文本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以并连和勾连的方式连缀故事(组),其叙事时空操作表现为同一背景时间中的空间位移,体现出社会全景式小说建构的艺术企图,具有民族叙事特质。小说官、民、洋人的人物结构隐含文明与落后对峙、交杂的叙述意义,表达着李伯元对近代中国社会情状与走势的主体认知和整体概括。李氏叙述显示其对本土与外洋关系的某种智性辨析和判断,体现出一种智性民族主义立场,属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谱系。     

艺术审美、宗教和爱欲——从《看虹录》看沈从文40年代对都市文明的构想

《看虹录》是沈从文40年代的重要作品,因为故事中对于女性身体的刻画而在研究界产生了对于该小说是否有情色倾向的论证。本文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将梳理沈从文自20年代末期以来表现都市文明的作品,从文本中发掘沈从文在40年代对于一种健康的都市文明和理想的现代人格的构想。     

论沈从文小说《丈夫》的嵌套叙事

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运用了嵌套叙事的叙事技巧。《丈夫》中的嵌套叙事与主体叙事既构成了对比、类比关系,也构成了隐喻关系。在对比、类比关系中,这一叙事手法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即社会现代性的时间观和审美现代性的时间观,也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即都市空间和乡下空间,作者的写作意图显然都倾向于两种不同的时空观中的后者。嵌套故事对主体故事的隐喻则将这两种不同维度的时间和空间交织、叠加到一起,表达了作者对诗意人生和现实生存的痛苦思考。     

《租期》对都市边缘生存意识的开掘

电影《租期》将视角对准了都市边缘阶层,真实呈现边缘人生存境遇,关注边缘人人性中的亮点,探讨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传达导演深刻的人文关怀,影片在对比叙事结构中,对多重二元对立主题意识进行了挖掘,使影片富有张力与内涵。     

城与乡之间的“边际人”——沈从文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

中国现代小说家往往借助“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和文化立场来表达他们对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多重复杂关系的审视与探究。作为徘徊于现代都市和传统湘西之间的“边际人”,沈从文创作了大量鲜明独特的“外来者”形象，如早期都市小说中的“乡下怯汉”、成熟期湘西小说中的“城市病人”和晚期湘西小说中的“掠夺者”等。藉由这些“外来者”形象，沈从文在小说中实现了都市与湘西的近距离对照与互参，在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进行双向审视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探索和更新着自我在城与乡之间的身份定位。     

优美而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沈从文《边城》的又一解读

沈从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迄今人们大都还只瞩目于其光辉的艺术价值。揭示并敞露《边城》的文化思想价值是本文的旨意所归。《边城》勾勒出的是一组优美而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优美”是农业文明的牧歌,“破碎”是农业文明的沦丧。城市文明的时代忧患是沈从文如是描述的言说语境。历史与现实、理性与经验的龃龉是沈从文如是状写的叙述心理。本文正是从此四个角度立意论析,从而折射出沈从文及《边城》耀眼的文化思想价值。     

两种“现实”的竞现：网游时代的“银幕世界”——以电影《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为例

日益风靡的网络游戏促发了电影对其进行“再媒介化”的创作,由此诞生了一批“网游电影”,《头号玩家》和《失控玩家》即其中的两部代表性影片。与之前的电影对单一物理现实的呈现不同,这两部影片转向了对科技仿真现实与物理现实的共时思考和同时表现,其中内含着“网游电影”之“一个银幕、两种现实、三重世界”的结构关系,亦显示出“网游电影”与传统电影在叙事、主题、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及差异。此外,“网游电影”在吸收游戏元素的同时,又受到了电影艺术的规约和再编码。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刍议

本文从沈从文人生观、价值观出发，展现沈从文心中的理想世界。沈从文在“都市文明”面前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结，都市文明压抑得他透不过气来，而湘西文化所赋予沈从文的优越感使他对都市文明不屑一顾，他那种“乡下人”的气质，令他不止一次地“否定”现代文明。家乡观念的认同感，又使他对湘西老家尤其热爱。文章对沈从文笔下三种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从感性上，认识沈从文是如何表达对人类的爱和宽容。     

《低俗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再解读

后现代主义电影不仅颠覆了传统电影的内部形态和结构,而且对电影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颠覆和创新。美国后现代主义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代表作《低俗小说》以其非常规的叙事、深度模式的消解和拼贴手法的运用等,鲜明地体现了这些特征。     

《亦报》视境中的工农兵叙事——《亦报》研究之一

《亦报》秉承上海小报长于街巷里弄日常生活报道的传统。保存了大量“还原”上海市民生活情景所需要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为宏大叙事之外的“另类”书写提供了可能。在工农神圣的主流价值观作用下。《亦报》视境中的工农兵叙事话语．表现为对现代都市文化的排拒、挤压和贬抑。粗鄙、原始、反文明的文化陋习反而受到大力张扬．其结果必然妨碍和限制中国都市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生态格局。     

寡居者的边缘化生存及其时代内涵——《老妇人和她的猫》与《祝福》女主人公形象比较分析

在《老妇人和她的猫》与《祝福》两部短篇小说中,莱辛和鲁迅分别塑造了两个病态社会中的边缘人形象——赫蒂与祥林嫂。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底层女性,赫蒂与祥林嫂在身份与心理上具有相同的边缘特征。同时,因为民族历史文化语境与作家叙事立场的不同,赫蒂和祥林嫂又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内涵。     

论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以《创业史》与《白鹿原》为例证

受文化语境的影响,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声音的变化区间表现为从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呼应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揭秘,《创业史》和《白鹿原》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创业史》的叙事声音外显强烈,叙述人突显政治运动的历史推进作用,《白鹿原》的叙事声音隐蔽内在,比较注重展示文化心理的行为支配力量,因而文本中的经济困顿、恩怨相报、性别压制等在不同叙事声音的传播下,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蕴,清晰地体现了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     

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反复出现了水、烟雾、虎耳草等文学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主动建构,具有推动情节、替代叙述、呈显心理、反衬创作主旨等多重叙事功能。作者凭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方略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使之成为构建其"诗化"小说的具体方法,《边城》也因此而获得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魅力。     

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

１９４０年前后,沈从文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论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超人”意识。尤其是他的文论,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带有尼采、叔本华直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听到尼采、叔本华的有关“审美愉悦”的回响。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上,沈从文又跟卢梭、康德有些接近,但西方哲人是站在哲学的角度对文学的“玄思”,沈从文是站在艺术家的立场对文学的哲理阐释。     

从《影》到《满江红》：古装电影中的小人物意象建构

小人物通过自身抗争并获取胜利是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叙事模式。从历史宏大叙事到聚焦个体叙事的过程中，小人物意象的建构在影片基调铺垫、故事叙述推动、主题内核表达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艺谋执导的《影》和《满江红》皆讲述了小人物与皇室强权抗争的故事。两部电影中强权下的“刺杀”母题、小人物悲剧命运特征以及人物本体蜕变过程的共同点，以小见大地体现出古装题材电影中小人物意象建构所运用的叙事模式和独特的创作思路。     

《邪不压正》:从土改工作到“问题小说”

1946年,赵树理被确立为"方向"作家,其影响力迅速扩大到全国;同时,1947年底,太行老区的土改遭遇了严重的"左倾"问题,他作为工作团副团长参与到"纠偏"运动中。小说《邪不压正》通过显现土改过程中治理关系的变化,显示出赵树理的历史理解:土改的合法性并不直接来自经济政策,而首先在于解决了村庄内部积聚的矛盾。然而,据实反映土改中的"问题",与叙述总体历史其实存在隐性的矛盾,这也构成写作的内在焦虑,并使《邪不压正》的叙事形式显得格外紧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