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新探

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的合法性：一切权力--最高权力并不例外--都具有合法性,因而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所谓社会契约。从此出发,社会契约论发现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人们一起订立所谓“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亦即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达成的“明示”或“默示”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于“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     

调整权力结构 制约行政权力——对行政权制约过程的博弈分析

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分布状况或排列组合方式。其主要类型有：“强弱弱”权力结构、“强强弱”权力结构和“强强强”权力结构。在“强弱弱”权力结构中,行政部门滥用行政权的现象会非常严重,在“强强弱”权力结构中该现象会有所减缓,只有在“强强强”权力结构中,这种现象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因此改变权力结构,特别是提升市民社会在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比重,对于有效制约行政权至关重要。     

由圣至仁

公益慈善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轴心时代”的中西哲学分别孕育了一对相应的公益慈善类型：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标识着“爱上帝”与“爱人类”;孔子则明辨了“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中西先哲的共通之处在于揭示了公益慈善的两种范式：一是基于个体道德性的奉献之“圣道”;一是基于交互主体性的共善之“仁道”。启蒙哲学家通过对“爱人类”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引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由圣至仁的范式转型。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南朝梵呗与清商乐

南朝梵呗讲究“哀婉”之美,这种“哀婉”特质,在精神上既源于天竺梵音“哀婉”的传统,又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中的楚调遗响——清商乐。清商乐以哀苦悲婉为主要特征,在音乐精神上与天竺梵音有所契合,且又深受南朝统治者所喜爱,故成为南朝沙门创制呗声的重要选择。尤其是萧齐皇室与善声沙门、当朝文士多次进行创制“经呗新声”的活动,将本土清商乐融进梵呗音乐的制作,达到了以“新声助哀”之功。     

中国传统司法功能的价值意蕴与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司法具有“救济”“止争”“制权”的功能,而这些功能都服务于“善”这一价值目标。以“善”为核心,以“天道—善—德”为基本结构的“道德体系”,构成了传统司法功能的价值渊源。该道德体系具体表现为“无私”、“和合”、“易与不易”等观念,这些观念约束着司法的具体运作。在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中,挖掘传统以“善”为中心的司法价值中的有益成分,吸收“情、理、法”融合的司法运作模式的长处,对于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与民情的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善”的研究简述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对“善”的概念界定、对“至善”的追求的诸种思想对我们当今辨别善恶、评价善恶意义重大。善恶观念是历史的发展的,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行为,才具有善的价值或意义,而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相背离,阻碍社会进步与文明进展的行为是在道德上应予否定的恶行。     

论真善美的当代追求

对真善美的研究是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哲学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和现世价值实现相通观的体现。以探讨真善美的当代追求为主题,探析当代中国真善美追求复苏的时代背景,探究当代中国真善美追求的时代特点和困惑挑战,是探索当代中国真善美追求得以现世实现和长足发展的基本路径。     

善恶观:可欲为善、公意为善

善恶是人类价值的基本形态。扬善去恶是人格修养的基本准则。然而,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认识得并不很清楚。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把善恶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客观品质或属性,善即理性、利他之举,恶即欲望、自私之举。其实这是经不起事实考量的。另一种历史上流行的观点是用苦乐定善恶,认为善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行为,恶是给我们造成痛苦的行为。其实这也经不起推敲。苦乐与其说是善恶的决定者,毋宁说是美丑的决定者。事实上,善恶是由包含私欲的社会公意决定的,满足者为善,背离者为恶。人类有超越历史和国家民族的社会公意,这就构成了善恶的普适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公意,这就决定了善恶的相对性。     

试论法的美学价值

美学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 ,但法学与美学的关系研究至今在我国尚属空白。而事实上 ,法学与美学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法蕴涵着美的因素 ,体现出美的内容和价值。从法的内容中所蕴涵并体现出的正义、崇高、和谐、真善、力量等美学价值。法学与美学的关系研究 ,对于法学和美学的学科体系的完善或建立一个新的学科 (法美学 )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 ,有助于克服、消除人们在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以及法的监督过程中的异化现象。     

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制度伦理思想初探

作为一个德性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十分强调德性对于个人和城邦幸福的至关重要性.但在个人善与城邦善二者之间,他更强调城邦善的优先性,认为城邦的善更为重要,更为完满.并进而认为,城邦的善即正义,正义即合法与平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据,是城邦立国的原则和社会安定的基石,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制度伦理的探索无疑具有久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行政权力的双重规定性:权利与义务

由于行政权力自身的矛盾性 ,即行政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的分离、行政关系与行政价值关系的不同一、“公共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冲突 ,行政权力就具有了双重的规定性。一方面 ,行政权力具有执行性、管理性和领导性的权利规定 ;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合法性、责任性和服务性的义务规定。权利特性与义务特性是辩证统一的 ,它们是行政权力两种内在的规定性。     

民法法典化价值之我见

民法法典化的价值是一个表征关系和意义的范畴,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民法法典化至少有4项价值,即实定价值、宣示价值、区分价值和建构价值。关于民法法典化的价值目标,从人文思想的角度看,可以定位为对人的关怀,而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则是真、善、美。民法法典化的真、善、美各有其特定的含义。     

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自然界的价值不仅是自然的工具价值,更多的是它的内在价值,它的存在有自身的善和目的,对人自身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正确理解自然价值的内在意义对于我们现实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科学发展观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蕴涵的"真",体现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创新认识;科学发展观蕴涵的"善",体现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蕴涵的"美",体现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世界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