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研究

特殊侦查措施是打击、控制犯罪的一柄利器,特别是对职务犯罪这种具有隐蔽性、智能化、无被害人的犯罪更是如此,对于该类犯罪,适用常规侦查措施往往力有不逮。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运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权力,并构建具体的应用制度,是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中取得平衡的最佳选择。同时对于适应职务犯罪侦查需要,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优先权——以控制下交付措施为切入点

金融危机全球化背景给刑事法领域带来了激烈震荡,随着经济前行乏力,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及其衍生犯罪日益猖獗,各国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其中强化职务犯罪控制手段成为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有效提升打击腐败行为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侦查幅度,特别是对一系列特殊侦查手段的授权和准许值得关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仍存在侦查手段单一、侦查效能低下的现实短板。从侦查行为的客观规律及职务犯罪行为的自身特点出发．我国检察机关应确立特定条件下特殊侦查措施优先适用权,并积极设置优先适用的途径和渠道,具体可体现为对国内法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手段的优先权、不受重罪原则与比例原则限制四个方面。作为具有典型性的特殊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措施具有优先适用的现实价值,在必要的程序规制下的优先适用可以取得较为良好反腐效果。     

职务犯罪侦查若干问题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当下中国正处于职务犯罪的多发期。这些职务犯罪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人民安康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查处。同时,为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我们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力,必须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型实务工作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职务犯罪侦查改革》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之立场。     

程序保障视域下的隐匿身份侦查启动及其限制

为了防止对毫无犯罪嫌疑的公民进行隐匿身份侦查,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要求隐匿身份侦查的启动必须具备一定的事实和证据条件。隐匿身份侦查的启动一般要考虑事实要件、审批主体和审查内容。对此,我国的相关规范较为松散,甚至缺失。在启动上,世界各国都权衡隐匿身份侦查所可能带来的效益和造成的风险,进行区分应对。在目前立法背景下,我国对隐匿身份侦查必须有所区分,并进行合理的功能定位。我国隐匿身份侦查启动的事实要件应该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 应当将隐匿身份侦查的授权,和实施非法行为的授权区分开来,区分情况,分类审批。隐匿身份侦查启动的审查不仅需要对事实要件进行审查,还需要把握启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突出的现实针对意义.     

关于诱惑侦查理论问题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面对贩毒、走私等极具隐蔽性且无被害人的犯罪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但理论界对其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及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以此提出了我国对诱惑侦查立法的建议。     

技术侦查行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立法具体化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技术侦查行为时应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侦查理念、转变侦查模式、坚持正确的权力行使原则以实现在侦查程序中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秘密侦查的原则研究

秘密侦查在打击和惩治犯罪活动中有公开侦查所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和强大威力,但也有易侵权的特点.我们不可能舍弃秘密侦查,在某些情况下还应该高度重视和加强秘密侦查的运用.这就要求我们在秘密侦查的运用中加强适用原则的研究,坚持保障人权、相关性、权力制约、比例必要和价值权衡等适用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终实现秘密侦查的法治化.     

诱惑侦查的法律思考

诱惑侦查因其侦破案件的高效性而具有独特的魅力,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它的合法性、责任归属等问题却一直受到众多争议。因此,为更好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诱惑侦查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它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可能性.要加强立法改革,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并做好法律解释;建立侦查讯问程序,加大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力度;转变观念并强化侦查讯问中的人权保障意识.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不仅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而且契合社会发展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混乱。立法要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及适用程序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制度,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     

略论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技术侦查章节,丰富和提高了侦查机关惩治犯罪的手段和能力。然而由于技术侦查本身的秘密性、技术性,其被滥用的危险时刻存在。唯有从侦查机关内部设立严密的技术侦查启动条件、适用原则以及严格的技侦对象、期间和具体种类,同时从外部落实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能,强化对技侦取证的调查核实权、意见建议权,合理利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对技术侦查内外兼修,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特殊培养特殊就业——关于公安院校毕业生就业的思考

公安院校的学生培养方向决定了毕业生就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当根据公安院校的特殊性 ,制定和完善其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政策措施。     

关于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问题的思考

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中,理清道德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区别,把握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基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当下中国正处于职务犯罪的多发期。这些职务犯罪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人民安康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查处。同时,为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我们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力,必须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型实务工作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职务犯罪侦查改革》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之立场。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现实困境与优化配置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当下中国正处于职务犯罪的多发期。这些职务犯罪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人民安康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查处。同时,为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我们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力,必须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型实务工作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职务犯罪侦查改革》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之立场。     

技术侦查措施的控制与监督

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立法上力图保持技术侦查的神秘感,故对技术侦查措施没有规定公开透明的监控机制,这一方面影响了技术侦查措施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使技术侦查游离于司法控制之外,对公民权益造成一定的威胁。国外的立法一般都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制约规定,这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监控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条件、范围及实施主体,赋予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审批和监督的职责。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实现刑事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我国现有的技术侦查立法及其制度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这是技术侦查在实践运作中弊端丛生的根源所在,我国应加快对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将其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技术侦查由幕后走向台前,可是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为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保障,这是技术侦查被滥用的根本原因,为了改变当前对技术侦查法律监督乏力的情况,效果低微的困局,必须建构全程性、动态性的技术侦查法律监督体系,并沿着下面三条路径切实推进：加强事前监督,实现技术侦查的审批由行政审批向司法审查的转轨;加强事中监督,努力构建现场检察制度和见证人制度;加强事后监督,全新建构事后通知机制与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