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在网络背景下入罪化的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在传统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处于争议地带。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盗窃”多有立法例,但是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此加以回避。而网络日益普遍的现实,以及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导致将网络空间中危害巨大的“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加以入罪化,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在网络背景下入罪化的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在传统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处于争议地带。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盗窃"多有立法例,但是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此加以回避。而网络日益普遍的现实,以及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导致将网络空间中危害巨大的"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加以入罪化,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身份盗窃＂行为的日益普遍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危害,现行刑法的制裁体系严重滞后。依赖于＂招摇撞骗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造身份证罪＂的制裁体系,虽然在客观上可以部分实现对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刑事制裁,但这一体系的形成,更多地不是一种立法的主观追求,而是一种意外形成的立法效果。深入思考和研究＂身份盗窃＂行为对于传统刑事立法的冲击和对于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逐步实现＂身份盗窃＂行为的独立入罪化,已经越来越有必要。     

关于出租、倒卖“僵尸网络”行为的入罪化思路

僵尸网络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后续的操作行为,其中尤以倒卖、出租僵尸网络为甚.僵尸网络是一种对用户计算机的非法控制状态,后续操作行为本质上是无偿占有他人计算机争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而倒卖和出租僵尸网络属于"使用盗窃"中的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当优先考虑此类行为的独立入罪化.     

科研不端行为入罪路径探析

探寻一条科学的入罪路径是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刑事规制的前提。我国刑法的入罪路径包括司法入罪化和立法入罪化。在立法时机成熟之前,应充分利用现有立法资源,先行实现部分科研不端行为的司法入罪化。但是,科研不端行为的司法入罪化很难实现法益的全面保护,并且,某些特殊的科研不端行为无法通过司法入罪化的方式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而,走立法入罪化的路径,通过创设新罪来规制科研不端行为,才应是最终的选择。科研不端行为的立法入罪化不宜采用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而应采用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并以此为将来刑法典的全面修订积累经验。     

非法提供网络爬虫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爬虫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之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工具之一,为了对公民的信息权加以妥当地保护,亟需就此类行为如何施以刑法上的规制展开讨论。采用文献梳理的方法,针对性地对非法提供网络爬虫技术行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认定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可以有效地规制网络爬虫技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当侵害。对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的认定需重视本罪的行为类型化要求,同时爬虫技术应用的刑法违法性判断的关键在于是否取得了被爬取方的同意。提供爬虫技术的网络帮助行为在性质上等同于帮助行为正犯化,但是需要在法益侵害性的实质上加以考察。从实质化的刑法思潮来看,应当在归责理论的视野下解释网络帮助行为的性质。     

帮助行为正犯化视野下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而为对信息网络犯罪提供信息网络技术帮助的行为配置了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开启了信息网络犯罪之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进程。成立该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客观上要求情节严重。由于信息网络服务行为具有中立性特征,从而使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中立帮助行为、帮助行为与帮助犯不是同一概念,中立帮助行为入罪条件的设定应采取限制处罚说。帮助行为的相对正犯化不仅要考察相关联的正犯行为,也要考察帮助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当帮助行为被承认为正犯时,才按刑法分则的规定单独定罪判刑,否则仍然作为正犯的帮助行为,按《刑法》总则有关从犯的规定进行处罚。     

诉讼欺诈入罪研究

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侵犯的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权益和正常的司法秩序。诉讼欺诈在我国仍处于立法空白状态,由此所导致的诉讼欺诈＂同案不同判＂现象比较严重,司法实践中对侵财型诉讼欺诈一般按＂三角诈骗＂来处理,对非侵财型诉讼欺诈按有关妨害司法秩序罪处理。立足于刑法特有的规范价值和防卫功能,在刑法中增设诉讼欺诈罪是对诉讼欺诈行为进行规制的必然选择。在诉讼欺诈入罪的基本立场下,有必要从刑法视角对诉讼欺诈进行＂三元＂解构,宏观上探寻诉讼欺诈入罪的必要性,中观上厘清诉讼欺诈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微观上配置诉讼欺诈入罪的罪刑当量。     

盗窃、贬损骨灰入罪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盗窃、贬损骨灰行为呈现多发趋势。对逝者身后利益进行保护，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鉴于其他部门法保护的乏力，有必要动用刑法对盗窃、贬损骨灰行为进行惩处。为严厉打击和有效遏制盗窃和贬损骨灰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将盗窃、侮辱、故意毁坏骨灰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对犯罪主体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后果。这符合我国现实需要和法律公平原则，具备刑法正当性基础。从盗窃、贬损骨灰行为入罪的原因、对现有刑法罪名的影响、罪状的认定等方面展开论述，盗窃、贬损骨灰入罪要服务于刑法的目的，实现刑法保障人权与处罚犯罪的统一，以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试析“扒窃”入罪的条件与司法认定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次规定扒窃以后,扒窃入罪问题引起很大争议。＂扒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达到严重程度的扒窃才具备入罪的实质条件。将携带凶器作为扒窃入罪的条件之一,具有实质合理性,也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还有立法技术考量因素。携带凶器扒窃入罪有助于弥补、平衡抢劫认定问题,避免与司法实践冲突。司法实践中需统一对＂多次扒窃＂与＂携带凶器扒窃＂两种入罪标准的认定。多次扒窃入罪应指一年内实施三次以上扒窃行为,并且每一次扒窃都不构成犯罪,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三次以上每次都受到行政处罚的扒窃行为,可以构成盗窃罪。二是每一次扒窃不仅没有构成犯罪,而且也没受到行政处罚,应以次数为标准构罪。对携带凶器扒窃的理解阐释了＂凶器＂与＂携带＂的含义,特别指出,在共同扒窃的情况下,如果一人实行扒窃,另一人携带凶器从旁辅助,也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扒窃＂入罪。     

网络空间司法管辖理论的比较研究

网络空间的全球无边界特点以及虚拟性等特征,决定了世界各国法院在网络空间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复杂性,国际社会已逐渐形成了第四国际空间理论、最低联系理论、服务器所在地理论和网址管辖理论等。这些管辖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确定网络空间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协调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大有裨益。     

论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承诺生效的时间与地点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由于电子合同既涉及虚拟空间也涉及现实空间,而在虚拟空间目前尚不存在网络法与虚拟空间司法机关的情况下,应将电子合同的成立时间与电子合同的成立地点分别认定。电子合同的成立时间应为承诺的数据电文进入要约人在虚拟空间中的支配范围的时间,除非要约人和承诺人另有约定;电子合同的成立地点应为要约人在现实空间中的营业地、惯常居住地等与电子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现实空间的地点。     

美国互联网战略及其对中国政治文化安全的影响

确保美国在全球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是美国互联网战略出台的根本目的。这是美国传统霸权在互联网领域的新投射,是美国从技术、资源、信息到法理四个层面掌控和占领全球网络空间制网权和制高点的重要标志,并对中国政治文化安全带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中国当务之急是制定自己的互联网战略,以应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双重挑战,更好地全面维护互联网的总体安全及国家现实与长远的根本利益,这对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中国网络空间的缺陷与对策

互联网的诞生与迅速成长,为真正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台,中国的网络空间亦已具备公共领域的雏形和基本功能。但现实的网络空间仍处于自然状态,存在诸多不足,受网民素质、行政监管、经济利益等因素的掣肘,尚未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避免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的原则下,多措并举,网络的革命性功能将得到放大,从而有助于打造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     

关于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如何适用刑事管辖仍然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网络犯罪可分为网络侵害犯和网络工具犯,网络犯罪的无区域性和虚拟性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传统刑事管辖的基础。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应当由国家来行使,以犯罪行为在现实空间中的归属而不是以网络空间作为划分刑事管辖权的依据。确定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应以传统刑事管辖理论为基础,以＂侵害关联性＂原则来限制犯罪地。在解决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方面,应确立实际控制和先理为优原则,各国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多边国际公约以及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     

构筑心灵“防火墙”:网络传播中的心理应对

网络传播的特点是高度的综合性、充分的交互性 ,其与传统传媒由点及面 ,主动权掌握在传媒手中 ,受众被动接受不同 ,它使人类传播真正进入了一个双方互动、平衡互换的理想型态 ,使信息资源为全社会所共享。这种传播使人们参与的广度、深度和范围都大大扩大和增加了。但是 ,这种新型的传播型态 ,在为人类描绘了美好前景的同时 ,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其积极影响表现为 :人们迎接和适应变化的心理加快 ;扩展了人们心理的时空范围 ;成为人们情感交流的特殊形式 ;促进了人们需要层次的上升和多样化。其负面影响表现为 :使人们对网络产生过度的依赖和迷恋 ,形成新的心理疾病———网络成瘾症 ;容易产生虚伪的人格品性 ;容易助长逆反心理和从众心理 ;引起道德的心理丧失。对此 ,必须从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两个维度采取消除负面影响的应对措施     

网络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当前网络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难得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作为高校的辅导员如何充分发挥网络优势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采用新对策和新途径,从工作实际出发降低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网络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方面。     

论网络安全事件信息披露机制的建构

伴随互联网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网络安全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甚至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强.与此同时,银行、电信网络、政府部门等关键基础设施、大型商业网站、云服务、工业控制系统均日益成为网络攻击重点;基础网络、重要信息系统、通用软硬件的漏洞攻击风险、大型网站数据和个人信息泄露现象严重,网络安全事件频发,信息披露诉求应运而生.网络安全事件信息披露机制可有效防控恶意软件、漏洞风险、数据泄漏等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和威胁.为此,为进一步明确网络空间各主体有效管理和规制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的责任,建构系统化的网络安全事件信息披露机制具有现实必要性.     

国内网络集群行为研究文献综述

在互联网时代,全新的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言论、表达观点的互动平台,＂网络集群行为＂正是基于这一平台而形成的一个有别于现实社会中集群行为的全新行为方式。这种网络集群行为的频繁发生,不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且也开始引起了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的关注。这里试图通过对近几年国内就网络集群行为研究成果的梳理,充分展示国内有关网络集群行为的研究现状,以便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助力。     

政策与部门视角下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基于LDA和SNA的大数据分析

结合数据挖掘、主题建模、网络分析等多源融合的大数据分析法,针对网络空间治理政策及部门协同进行研究,对政策提升与机制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深度挖掘的网络空间政策文本,采用概率主题模型（LDA）从文本中发现并提取低维主题集合,分析主题分布;结合社会网络分析（SNA）,对出台政策涉及联合发文的部门开展合作网络分析;提取六项分类主题为指标,评估治理政策的布局特征;从部门合作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中心性两个维度,评估组织间协同合作效果,为政府政策优化和协同合作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