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过男儿的好女子

西汉时期,在山东临淄(zi),有个小姑娘名字叫缇萦(tiying),聪明伶俐,在家排行老五。她的父亲淳于意,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医术高明,慕名而来的病人很多。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缇萦便常常想学点医术,好帮父亲的忙,但都被父亲拒绝。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但是,中国古时无论谁家有什么绝活绝技,只能传男而不传女。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     

关于我国咏史诗的发展、价值的初探

咏史诗同我国各族歌谣、诗词一样,有蕾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古代诗歌重要的分支。最早以“咏史”命名的古体诗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诗作:“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这首诗赞扬了汉文帝时名医太仓公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上书文帝愿替父赎罪的勇敢精神。缇萦非凡的胆识,不仅使汉文帝恻然至情而且感动了史学家班固,因此,对她     

刑事法制视野下的“缇萦上书”

在"缇萦上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探究了"缇萦上书"的法学价值,认为"缇萦上书"对当代律师刑事辩护的启示意义在于,律师应通过多种方式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应通过个案发现和检讨现存社会法律问题,推动立法改革,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而"缇萦上书"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启示在于,可从传统"代刑"推演出"间断罚"等现代刑罚执行变通方式。     

唐仲友学说概述

唐仲友,字与政,号说斋,南宋婺州人。他是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兼中宏辞,通判建康府”,曾上万言书给孝宗皇帝,“除著作郎”,又“出知信州,以善政闻,移知台州”(《宋元学案<说斋学案>》)。在台州任上,“锄奸恶甚多”,擢为江西提刑。其时朱熹恰好为浙东提刑,出于学派的对垒和朱的偏执性格,六次上书,罗织罪名,竭力弹劾唐。从此,唐仲友闭门讲学,以自己广博的学识和“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的杂博治学方法,成为     

释“夭邪”

<正>明代杨慎《升诗话·杂编》卷二:“夭邪。唐诗‘钱塘苏小小,人道最天邪’。又‘长安女儿双髻鸦,随风趁蝶学夭邪’。夭音歪”。《辞海》亦收有“夭邪”一词,并引“长安女儿”两句话为证,把“天邪”释作“体态轻盈”。愚以为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 首先,古经传中无“歪”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梁顾野王《玉篇》、宋陈彭年《广韵》皆不见“歪字”。《说文解字》中收有“(?)”字,许慎释为“物不正也”。《玉篇》、     

“廷杖”首创于朱元璋?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堂、朝廷上杖臣下.“廷杖”之刑到底始于何时呢?最近,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一文(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9期)中说:“自从朱元璋首创‘廷杖’之刑,即被当场打翻在地,扯去裤子,棍棒齐下,皮肉遭殃的文武官员更是不计其数.”据查,此说来源于《明史》卷95刑法志.其文曰:“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矣.”经过翻检史书,觉得此说不确,现质疑如下:     

“鸡鸣”古歌与班固《咏史》典故源流考

班固《咏史》诗通过叙写“缇萦救父”故事抒发自身感慨，并将缇萦的形象凝缩在“鸡鸣”古歌的典故中。借“鸡鸣”意象抒发情感源于《诗经》,其中郑风《女曰鸡鸣》以“鸡鸣”交代谈话时间，《风雨》通过风雨中的鸡鸣起兴，《齐风·鸡鸣》和《小雅·庭燎》则保存着周代“鸡人呼旦”的礼乐仪式信息。司时卫士模拟鸡鸣报时，曲调雄壮高亢，直到汉代军中和宫廷依然沿用，并配乐收入乐府，但也带来曲调和风格的分化。《史记·项羽本纪》的“四面楚歌”,或是军中“鸡鸣歌”的变调。楚调激昂凄婉，与缇萦的急切心情相契合。“鸡鸣”典故承载着班固的激情，也凸显出班诗内敛、含蓄的学者型诗风。将事象、文化背景融入一个名词性典故，是汉代文人诗叙事兼抒情的艺术特色，也是汉诗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过渡。钟嵘评价《咏史》“质木无文”,是基于南朝的审美观念，有失公允。     

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

唐朝时,大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为妻. 有一次,小夫妻俩在内室发生口角,郭暖仗着自己的父亲是唐室四代功臣,不免口无遮拦,又是在气头上,不禁脱口而出:“你依仗父亲是皇帝,就觉得很了不起,是吧?告诉你,我父亲还不愿意做皇帝呢!”公主听后,回去向父皇哭诉.唐代宗听了公主的哭诉后说:“你有所不知,你公公确实是不愿意做皇帝.要不,我们李家的天下早就姓郭了!”     

出土法律史料中的刑法思想

本文对铭文、简牍和帛书中的法律史料所反映的刑法思想进行了研究。根据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法律史料探讨了体现“明德慎罚”思想的刑法诸原则,即所谓“中刑”的原则,区分初犯与再犯的原则、减免的原则和教育感化的原则等等。根据云梦秦简对儒法两家的刑法思想在秦律中的影响进行了探索,尤其注重考察了儒家的孝道及父子相隐思想与秦律中有关规定的关系。根据帛书《黄帝四经》考察了道家黄学派的刑法思想,指出其阴阳刑德论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自然化的先河。     

诗体识鉴录(三则)

史诗、诗史、咏史诗,指的都是诗歌,又都和历史搭界,貌看,同胎的三姐妹,然而,稍作深入探究,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大着呢。 先说咏史诗。我国古代的“咏史”诗,肇端于东汉的班固,他的《咏史》诗,咏赞了西汉少女缇萦进宫上书代父请罪、汉文帝为之感动而赦其父罪的历史故事。中国是一个诗国,又有悠久的历史,班固咏史诗的推出,等于是亮出了一个指示牌:这里也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矿藏,一片沃土!于是,大家的眼睛骤然一亮,继而你来挖,他来垦,王粲、曹植、左思、鲍照,大多有“咏史”为题之诗作,到南朝梁肖统编选《文选》时,已专列“咏史”一门。由     

巧镶记叙一道彩,妙增议论满篇红——“学习议论中的记叙”技法举隅

阅读导引 《杜甫：“万方多难”中成就的“诗圣”》是新课标人教版（2007年4月第2版）高中语文选修《中外传记作品选读》中的一篇文章。此篇文章是中国现代杰出诗人冯至《杜甫传》中的节选部分。原传记约3万字,共13节,教材只选取了“长安十年”“流亡”“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等三节。     

我国十一世纪变法家的宣言书——读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一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一○五八年),任提点江东刑狱返京述职时,写给宋仁宗赵祯的上书。但     

试论“经济赎刑”

在我国,“经济赎刑”出现较早。《尚书·虞夏书·尧典》:“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这里的“金作赎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济赎刑”。“金作赎刑”就是用黄金赎罪以免除刑法认定应受的刑事处罚。“经济赎刑”则是用钱财赎罚以免除刑事处罚。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赎刑”也较为盛行。仅就罚金一项来说,资产阶级的《刑法》中适用范围很广,连遗弃罪和诽谤罪等条文也规定了处以罚金。英国《刑法》中有罚金条款的竟然占条文总数的90％,日本《刑法》中罚金占条文总数的84％,法律明文规定,可以用金钱赎免刑罚。实质上这就是“经济赎刑”的具体体现。资产阶级的“经济赎刑”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刑法》只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刊法》的任务就是要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适用刑罚中,不允许犯     

论《唐律疏议》对《孝经》的承嬗离合

成书于先秦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之作,汉唐对其应用达到鼎盛,其阐述孝道伦理思想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理国安民的治世圭臬。作为东亚最早成文法之一的《唐律疏议》,代表中华法系最高立法成就。在这部法典中,继承并发展《孝经》之"孝"的思想就有58条之多,体现了对《孝经》的承嬗离合。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孝为德本"——以孝治国;"孝道五要"——以法保障;"罪莫不孝"——以刑严惩。     

《资冶通鉴》标点献疑

《资冶通鉴》标点献疑邱进之“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本《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的一大成果，造福当代，泽及后世，其功甚伟；惜乎其中句读，尚有若干可以商榷推敲之处。笔者不揣冒昧，在此拈举数则，以就正于方家。一、秦纪三、二世皇帝二年：李斯闻之，因上书言...     

一场围歼孔孟之道的人民战争——首钢工人批判《三字经》等坏书纪实

“握钢钎的手,要拿起笔战斗!”这是首都钢铁公司广大工人决心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豪迈誓言。一九七四年六月以来,首钢广大工人在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基础上,开展了对《三字经》、《名贤集》、《神童诗》、《弟子规》、《改良女儿经》、《闺训千字文》等几本宣扬孔孟之道的坏书的批判,熊熊的革命烈火,燃遍了首钢的所有工厂和矿山。     

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人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伪造贺龙两封向蒋介石“求降信”的来龙去脉

2009年11月21日《扬子晚报》B7版,发表了旅居德国的李仲公女儿李幼华为她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贺龙进行辩护的一篇文章。李幼华原来的文章题目是《李仲公交出贺龙信的前前后后》,态度还有些暧昧,而《扬子晚报》将标题改为《贺龙给蒋介石“求降信”惹祸》,并围绕主题作了删节,     

《孝经》之“孝道”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及发展——以远藤隆吉的研究视角

《孝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公元513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去日本之后的事情。《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远藤隆吉著《孝経及东西洋の孝道》(《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探讨了《孝经》对“孝道”阐释与西洋文化对“孝道”阐释的异同、阐明了《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创造性转化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从远藤隆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孝经》对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     

我国古代赎刑渊源初探

赎刑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周礼·职金》载:“掌受士金罚,货罚。”西周时期之有赎刑,已为考古发掘所证明。据陕西岐山县新出土的铜器(纟朕)匜铭文载,法官伯杨父让罪犯牧牛交出三百锾铜的赎金,即可免去其应判的墨刑和减少五百鞭子的鞭刑。《尚书·吕刑》中有“训夏赎刑”一语,据此可知周的赎刑源于夏代。《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尚书大传》说:“夏后氏不杀不刑,死罪罚二千馔。”夏代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这时已有包括赎刑在内的刑法当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