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史籍叙录之二

新红史《新红史》,藏文全称为《王统幻化之钥新红史》,又称《王统幻化之钥》,简称《新红史》。成书于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新红史》的作者班钦·索南查巴,全称泽塘巴夏孜班钦索南查巴。藏历第八饶迥阳土狗年(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生于泽塘,父名囊巴朗巴。班钦·索南查巴幼     

藏文史籍叙录之四

佛教史大宝藏论《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善逝教法史》,因藏名《布敦却郡》,故俗称《布敦佛教史》。该书主要内容,一是对佛教显密各宗教法理论的纲要性阐述;二是对藏文佛学典籍目录的编纂,涉及佛教史的文字比重不大。因之,单一地称其为“佛教史”殊为不妥。最新出版的郭和卿先生译本题为《佛教史大宝藏论》,名实相符,较为妥贴。     

藏文史籍四种叙录——青史、萨迦世系谱、娘地教法源流、拉卜楞寺志

青史作者廓·宣奴贝(又译作桂·宣奴贝或廓诺·迅鲁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著名僧人和佛经翻译家。生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死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享年九十岁。宣奴贝勤奋好学,遍访名师。他一生所依止问学的著名僧人有六十多位。“他翻译了许多梵文经典,成为当时精通梵文、学贯五明的著名藏族学者。宣奴贝著作宏富,     

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

藏文史籍中提到过几个“木雅王”的名号，其实际所指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本文指出其中的ｓｅｈｖｕ为西夏太祖继迁，ｇａｉｈｕ为太宗德明，ｇａｉｒｔｓｕ和ｄｕｓｐａｎｇｏｎｕ为景宗元昊，ｒｇｙａｌｒｇｏｄ为桓宗纯，ｒｄｏｒｊｅｄｐａｌ为末帝，同时结合汉文和西夏文史料找出了藏族传说和史实的某些对应关系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上)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 ,据不完全统计 ,散失在国外的有 4967号 ,国内收藏的则达 1 0 880件 1 。敦煌藏文文献不论数量多少 ,卷帙长短 ,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遗憾的是 ,国内的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目工作滞后 ,致使许多文献还深藏在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 ,没有被研究者充分利用。本文是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叙录 ,期望这一叙录能有助于学术界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藏文文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并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     

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地方王朝。党项羌原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西羌游牧部落的一支,从唐初开始,党项羌为逃避吐蕃王朝的进逼,在唐朝同意下逐步内迁,最后定居于夏州、银州一带。经过几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北宋初年以银、夏(今陕北榆林、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一带的党项平夏部建立起西夏王朝。和众多的西羌部落一样,党项羌与藏族在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习俗上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西夏的党项羌是西羌部落中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也是唐宋时期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藏文化发展到最北面的一支。     

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va-zha)与吐谷浑

本文就一些青年藏族学者对藏文史籍中的古族阿夏(va-zha)并非与汉文史籍中的吐谷浑同源,也非吐谷浑之藏文族名的看法进行讨论。从藏文史籍关于阿夏早于吐谷浑历史记述的真实性问题、关于藏文文献出现吐谷浑名称问题、关于藏族来源四氏族、六氏族传说与阿夏族源的问题,以及藏文史籍阿夏一名的由来问题等四个方面,论证中外学者一般均认为阿夏即吐谷浑的藏文名称的历史事实。     

藏汉佛典文选叙录

我国藏汉民族古代的文化,是极为丰富多彩的。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译经事业的开创及发展,翻译的佛教经典长久广泛流传,藏汉民族的各个方面,都染有它浸润的痕迹,其中不少佛典作品,颇有文学意味,值得我们鉴赏。本文拟从这方面谈点管窥之见。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 疏译之三

本文是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藏文史籍中的“格萨尔”与史诗《格萨尔》

在藏文史籍中提到“格萨尔”的地方很多,过去人们往往把这些“格萨尔”看作人名,其实,作为人名的“格萨尔”只有一二个,史籍中的大多数“格萨尔”不是人名。本文下面分三个部分来讨论史籍中的“格萨尔”及其与史诗《格萨尔》的关系。     

一部珍贵的藏文史籍——《汉藏史集》

国内外史学界很早就开始注意并引用藏文史籍,著名的藏文古籍如《红史》、《青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如意宝树史》、《蒙古喇嘛教史》、等等已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学者所必不可少的史料性著作,在许多地方弥补了汉文、蒙文材料的不足,使当时的历史面貌更为清晰地显露在人们面前。但有一部对研究蒙元时代西藏历史极有     

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史实记叙及其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的“四个共同”,其中之一即是“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章结合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对中原史实的记叙,对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分析。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不仅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思路和眼界,能让我们在传统史料中看到一些过去为传统史学观念所遮蔽的或被我们忽视的丰富内涵与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无疑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引领性的新的学术方向。这正是我们从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关中原史实记叙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谈"天"录(之三)

上帝相对于天“天人合一”的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被古代中国人所尊奉。秦代郡县制的兴起,将世俗的行政制度引入了中国历史,部分地排挤了以礼为中心的天人秩序观。而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时期的分裂,更有违“天下观念”中的“和而不同”原则。不过,中国历史虽然存在着这样的断裂,但是其中以礼为中心的天、地、人关系模式一直还是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对于中国文明史的整体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自明末起,基督教开始“撞击”中国。那时,“天人合一”仍然是中国人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世界的欧化还没有成形之时,基督教…     

我军少数民族将军录(之三)

韦祖珍(1912-1982) :壮族,广西东兰人,1955年授少将军衔。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入党。参加过长征。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连指导员、侦察员,团、营特派员,副科长。抗日战争时期,     

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王统世系的史料考析——以《红史》为例

藏文史籍《红史》中不仅记载了蒙古黄金家族的人名、家谱,还附有部分汗王生卒年代和在位年代,以及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年代。虽然有的记载难免出现偏差,但作为14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史籍,其相关内容也为研究蒙古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明确了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的史料在蒙古史研究中的价值及意义。     

14—16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有关吐蕃王统历史的记载,最早见于P.T.1286和P.T.1287号敦煌藏文写卷。后弘期早期成书的一些藏文史籍中屡屡出现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的零散叙述,14世纪中叶成书的《红史》作者广采汉、蒙古等地的文献资料,开创性地将汉、西夏、蒙古、吐蕃等不同区域或族群的王统历史纳入书写范畴,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编纂体例。这一书写传统后被《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诸多藏文史籍继承和发扬,影响深远。14—16世纪藏文史籍中关于各地王统的历史书写,体现出藏族史家对于元代以来汉、藏、蒙古、西夏等各地、各族群的整体性关照,透露出浓厚的多民族史观。这一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元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建立之后,藏族史家在思想观念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区域和民族关系的问题。通过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相关论述,史学家们事实上建构起了一种汉、藏、蒙古等人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使得元朝治下各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一点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启示意义。     

史籍中的黄河治理

<正>大禹治水与百折不挠的治河精神《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计130篇,其中《河渠书》作为《史记》“八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为历代史书所效法,从而使整部《二十四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水利史料。司马迁还首次明确给予“水利”一词以防洪治河、灌溉修渠等含义,开创了沿用至今的“水利”概念。这是中国水利史志的奠基之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论藏文

一、藏文的产生、特点和结构1．促使藏文产生的社会条件公元七世纪初叶，在吐表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族领袖松赞干布的英明领导下，虽然统一了高原，建立了以青藏高原为统一政治实体的强大的吐着王朝，但是雪域大地仍处在“此上虽有雪山环绕，但愚昧的黑暗仍在蒙蔽”的境地，因为虽     

说说藏文

藏文相传是公元七世纪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文臣通米桑布札参照梵文的一种字体创制的。也有人说藏文字母来源于兰查天字和瓦尔都龙字。还有藏文字母仿自于阗文、婆罗迷文等不同的说法。从一些资料判断,通米桑布札创制藏文的说法未必可信。事实上,远在通米桑布札之前,藏文就出现了。大概通米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