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探析——兼论行政管理模式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大都是以“性恶论”作为理论支持的，文章在对过往各种“人性论”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为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提出了全新的人性论基础。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论“理学诗派”之自然审美意识

两宋时期的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理”又称为天理,由此天人相依、天人相与,“理”是天人一体的基础,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强调“文以载道”。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张载、朱熹等所提出的“大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理学诗派”诗人的审美诉求一方面推崇自得自然,任心随意,强调自出机杼,同时,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呈现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诉求。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和优劣势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式、管理主体和客体、主要目标、权力基础、基本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创新特征等方面。双方相互借鉴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应借鉴西方保护个体利益并重视公平竞争和激励、追求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强调经济效益和效率、强调民主与“法治”、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西方在领导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有益成果;西方应借鉴中国的人本论、整体观、系统观和权变观、“中庸之道”、“修己安人”、“和为贵”、世界“大同”、民本论、“道治”、“德治”和“智治”等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在伦理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等领域的有益成果。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