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沿黄地区中心城市的比较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推进可以助推青岛市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构建反映“以人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及反映“压力-状态-响应”的链式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协调影响力模型对青岛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时空格局及二者的耦合协调类型与关键阻滞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青岛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保持在0.35～0.53之间,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中一直处于领先态势,但社会城镇化水平较低;(2)青岛的生态韧性整体水平在0.40～0.50之间,与沿黄地区中心城市间呈阶梯性差异,新型城镇化和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态势,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中处于引领地位;(3)青岛的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中的空间城镇化起反向制约作用,经济城镇化起积极推动作用,生态压力起负向约束作用,生态响应起正向推动作用,而生态状态的作用呈现由负向阻滞向正向推动的转化;(4)财政实力、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对青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研究——以张家界为例

以旅游驱动型城市张家界为案例地,构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指标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Super-SBM模型、耦合协调模型、HP滤波法和Tobit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阶段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空间城镇化增速最大,其次分别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旅游效率整体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整体优于综合效率,是影响旅游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复合巨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经历了低速发展、调整优化和共生发展等3个阶段;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政府调控和科技创新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动城镇建设以营造绿色和谐的旅游环境,促进技术进步以强化旅游的辐射带动效应,把握优势要素以助力旅游城镇的深度融合等,以期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有序协调发展。     

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基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视角

甘肃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在推进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进程中,应重视省域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区域差异以及城镇化均衡发展,更应关注全省人口城镇化、区域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模式和机制。应坚持全省两大区域和四个分区生态城镇化一体建设,以新型城镇化推动生态城镇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通过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综合支撑体系和保护补偿机制,健全全省城镇化建设生态评估体系,重点推进兰白榆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与精准扶贫目标趋同发展效应,最终推进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韶山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韶山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基于韶山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作用机理,文章构建韶山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对韶山2004-2013年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性和协调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逐渐达到良好协调;2011年之前,旅游产业发展滞后韶山新型城镇化发展;2011年之后,新型城镇化滞后韶山旅游产业发展发展,韶山旅游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滞后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的推动。     

重庆市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重庆市旅游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重庆市1997--2010年的统计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单位根检验、协整理论和Granger的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旅游产业和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经济增长与旅游总收入、入境旅游收入之间不仅存在长期正向均衡关系,也具有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重庆经济增长与旅游总收入以及入境旅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通过阐释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评价2012-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时序演变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2)从时序演变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其中耦合协调度呈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演变,由衰退失调型转向过渡磨合型,整体未达到协调发展;从空间特征看,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3)不同驱动因子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推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交通运输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实证检验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需要。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交通运输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定陕西省2000～2016年的新型城镇化与交通运输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检验和方差分解。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和交通运输都发展较快且呈现同步发展的趋势;新型城镇化与交通运输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交通运输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在短期内交通运输可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脉冲响应检验与方差分解表明,交通运输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明显的短期正向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对交通运输具有长期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     

山西省产业结构演变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产业结构演变视角探讨山西省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对山西省产业结构演变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新型城镇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仅就业结构的高级化与新型城镇化存在因果关系,二者相互促进,产值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1999-2014年河南省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估算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发现,基础设施及人口因子是影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可以分为缓慢增长、波动增长及快速增长三个阶段;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推动作用不足,长期推动作用较强,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种负向修正机制;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为此,需要努力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推动河南经济增长。     

要素城乡结构与地区经济韧性

本文基于2006—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数据，从人口、资本视角出发探究要素城乡结构与地区经济韧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口和金融城乡结构均与地区经济韧性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明持续推动人口或金融资源的城镇集聚，并不能持续增强经济韧性。而两者的协同度对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跟随城镇化步伐合理发展城乡金融，能有效克服经济脆弱性。异质性研究发现：最优人口城乡结构呈现“东>中>西”的现象，金融城乡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协调度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协同度是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强经济韧性的。据此建议，合理规划城乡发展需要均衡要素间的城乡结构，以保证经济系统健康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