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

朱子晚年工夫论的转变问题,是朱子哲学思想讨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钱穆先生倡说朱子晚年"以克己代敬",此说法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由于在语录之外没有参考同时期的书信材料,对于克己与敬在工夫原理上也缺乏全面和细致的分析,钱穆先生此说实不能完全成立。朱子62岁以后仍以敬为圣门第一义,以主敬穷理教人。克己分为压制私欲和除尽私欲两种,但都不能完全替代"敬"在整个工夫规模中的地位和作用。若说强调克己是工夫重心的调整,其实这种"调整"仍然可以在"主敬、致知、力行"三者关系中得到理解。敬恕虽偏向静重持守,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缺陷,收敛贞藏实为至明至健之根基。晚年愈加强调克己,是朱子不满守成、要求进取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持敬之效。可见,朱子晚年不存在工夫论的重大转变,只有工夫的深入、圆成,体现出了朱子思想的深邃与活力。     

对周敦颐"文以载道"说的三类批评及其辨正

学界对周敦颐"文以载道"说的批评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分别针对"文以载道"的"文""载""道"提出批评.周敦颐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游山玩水理解为一种"主静"的修养工夫,将吟风弄月理解为这种修养工夫的文学表达."文以载道"说建基于《通书》的"道"论与《太极图说》的宇宙论和修养工夫论,奠定了宋明理学文论的理论基础,开拓了中国文学的新境界,其哲学奠基与文学贡献应被重新估定.基于"文以载道"说的哲学辨析及相关文学作品的诠释,上述三类批评对周敦颐的文论要么存在无心的误解,要么出于有意的攻击,都应予以辨正.     

存在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伦理选择

从道德倾向及伦理观内在嬗递的维度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学,尤其藉以考察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转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中后期文学与存在主义伦理观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二者可以互为阐释,互为印证和补充.     

“合敬静为一”——论真德秀工夫论的理论特色

在真德秀的工夫论中,主敬作为"百圣相传"的"圣门心法",是修养心性的根本工夫。而主静一方面指敬贯动静之义下的"静时之敬"与夜晚之时的主敬工夫,另一方面又含有以静时与夜晚之时的主敬工夫为根本的意蕴。这样,他就将周敦颐的主静说纳入到主敬工夫的意义结构之中,形成了其"合敬静为一"的工夫论特色。就其本质而言,这种涵摄主静之义的主敬工夫既不是牟宗三所谓的对于实然之心气的外在的空头的涵养,也不是对于实体性之超越心的逆觉体证,可谓是宋明理学中一种特殊的工夫论形态。     

即本体即工夫:张九成对《中庸》的解读——兼与郑熊先生商榷

张九成对心本论的建构并非始自《中庸说》,《中庸说》以戒慎恐惧,涵养未发的工夫论贯穿始终,这一工夫论恰是他心本论的具体落实。他的慎独、涵养未发的观点是对二程主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为在解经方法和立言宗旨上的不同,《中庸说》遭到朱熹的诟病,冠之以阳儒阴释。这恰恰反映了张九成的心学宗旨。     

养浩然之气,成圣贤气象——理学语境中的“养气”说探析

"养气"工夫是宋明理学工夫论的重要内容。理学家们以孟子的浩气论为经典依据,以气质论为理论基础,系统阐发了他们对"养气"工夫的认识,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养气"说。理学的"养气"说将涵养气质、变化气质作为为学用功的基本方法,主张通过涵养或变化气质而使人成就圣贤气象,进入圣贤境界。     

《大学》之要，无意而已——邹元标对无意工夫的深化与展开

无意是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嬗变至中晚明愈发精微邃密。邹元标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提揭无意为圣人之学、《大学》之要。无意不仅是诚意工夫的圆熟状态,蕴含着“诚”的本质内容,而且是良知无执不滞的自然流行,表现为“无工夫中之真工夫”的作用形式。邹元标通过将无意与慎独互释,凸显慎独作为本体工夫动静一贯、体用一源的意涵。他还提出知止为《大学》之功,以性正心,以至善性体扶正茫荡之心;以无化有,强调“止而无止”才是真知止。要而言之,邹元标的无意工夫以自然明觉、真诚恻怛为根基,以生生一体的至善境界为旨趣。相较于刘宗周标举未发之中,邹元标更为偏重已发之和,他在由心转性的思想背景下倡扬修悟双融、坚守心性合一,旨在彰明阳明之真义,救正良知学。     

从蒙、颐二卦看张载的养正工夫论——以《横渠易说》为文献基础

张载哲学的工夫论具有多种形态,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自《正蒙》与《经学理窟》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大心""诚明"等形态,而对《横渠易说》中的工夫形态则鲜有论究。《横渠易说》的工夫论思想十分丰富,其中蒙、颐二卦所体现的养正工夫论独具特色。这一工夫论,合蒙养与颐养两种养正之功,始于养心而成于正性。其具体展开则涵盖并关联了张载工夫论的诸多形态,并具有疏通不同关窍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养正工夫,有助于最终实现发蒙跻圣、复归天地之性的目的。     

朱王工夫论的结构差异——兼谈朱陆之争

朱子和阳明的工夫论分别是理学和心学工夫论的代表。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朱王工夫论研究的深入推进,从整体结构入手对朱王工夫论进行全面比较,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必要。朱子不凭借本心,而诉诸知觉以穷理,又以居敬为穷理的保证,由格物致知而层层推及诚正修齐治平,其倡导的工夫是二元八目非本体工夫。阳明则围绕本心开展为善去恶工夫,并由有所着意进至无所着意,其倡导的工夫是一元两层本体工夫。因理学和心学无法为自身工夫路径提供唯一性的辩护,故双方难以避免地发生争论;因双方在主要凭借因素上存在分歧,故难以相互化约;因双方均能解决为善去恶问题,故难以分出胜负。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浅谈《春秋繁露》中的伦理观

秦、汉两代都是大一统的帝国,"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的主旋律。"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提出以"六经"为行为准则,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此思想体系正适应了汉武帝时代发展的要求。"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杂以阴阳五行说;以儒家宗法为中心,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本文就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春秋繁露》的伦理观。     

《大学》工夫诠释图式重构——以朱熹、阳明的《大学》诠释为语境

《大学》在宋已降的经典诠释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以其工夫之道成为各种诠释话语的主题,也因此在不同的诠释视阈中呈现出不同的工夫图式,其中以朱子理学至阳明心学的诠释图式为代表,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以伦理之域的修养论为旨归,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上对朱熹工夫论的智识化诠释倾向。在此辨析基础上,新的工夫图式得以建构。《大学》工夫新图式以成德为内在理路,以逐层递进为逻辑关系,呈现出内修、外治和内圣外王一体的三重结构。新图式在某种意义上更形象地体现出宋明理学的儒学本质和特色,也对解决内圣外王的紧张提供了一条思路,因此对儒学开新与践行不无启示意义。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去知识以成德性——王阳明的格物说

格物说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宋明理学中聚讼不已的一个问题.王阳明的格物说主要针对了明代流行的朱熹格物说.在对格物的理解上,王阳明纠正了朱熹之穷理的知性偏向,将格物诠解为三层意含"意"(德性)的落实,即所谓"良知"的外推;"去其不正以为正"的工夫;"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王阳明的这种诠释,祛除了朱熹格物说的知识倾向,将格物说最终落实在道德践履上,重新确立了在格物问题上的儒家德性主义立场.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程颐哲学工夫论

孔子主张"求仁",是要向外发用,孟子主张"义内",是说行"义"的根据为人性所本有,而到程颐合内外始提出"敬义夹持",程颐以"敬"与"义"二元对立一元为主之二分结构,统领其工夫论,形成以"敬义夹持"为核心之心性工夫论,追本溯源探究程颐的"敬义夹持"思想是廓清和理顺程颐哲学工夫论,从而为研究"敬义夹持"思想之集大成者朱子乃至儒家心性工夫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心学的多重向度及其理论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多重方面:在形而上之维,心学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其中蕴含通过人自身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以形成意义世界的理论取向。这一进路既不同于对超验存在的思辨观照,也有别于对外在世界的抽象构造,其主要特点在于联系人自身的存在以理解现实世界。心学的视域不仅体现于心与物之关系,而且展开于本体与工夫之辩。一方面,本体从本然走向明觉,离不开后天的工夫,另一方面,工夫不能从无开始,其展开过程需要从内在根据出发,后者即表现为本体。和本体与工夫的讨论相联系的,是王阳明对"事"的注重。从总的方面看,王阳明对"事"的理解包含二重性:一方面,他表现出以心说"事"的趋向,另一方面,他又将"事"看作是人的现实活动,并以参与多样之"事"为成就自我的前提。王阳明所理解的自我,不同于封闭的存在,而是承担着社会责任并具有开放性,与之相关,王阳明提出了"万物一体"说,其中包含"仁道高于权利"以及人性平等的观念,后者构成了对正义作扩展性理解的前提。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中国传统伦理审美冲突论

中国的伦理观与审美观作为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之上又在同一哲学指导之下的两种意识形态,它们是谐和的。但是,这不是说中国传统的伦理活动与审美活动不存在矛盾、冲突。由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对于健康的审美是压抑的。这种压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静虚工夫与明中后期的儒道交涉——以朱熹后学蔡清为例

蔡清为明中后期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其工夫论也吸纳了道家、道教思想,以静、虚为本,将朱子的工夫论推向深入.这源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以及蔡清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多方面原因.但蔡清是在坚持朱子学的立场上吸收道家、道教思想内容的.蔡清工夫上的特点表明了朱子理学尤其是闽中理学在明中后期的深入与转向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