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称制度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

职称制度是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建国以来,我国职称制度经历了三个演进过程.1986年以来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引发了一些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职称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单一评价方式转向多元化评价方式、执业资格制逐步替代部分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专业技术职务指标管理逐渐向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管理转变.     

公司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起源与演进

公司概念伴随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从西方移植借鉴而来.较之西方国家,近代中国欠缺公司概念自然生发的政治经济条件与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目的交错纵横、官商利益盘根错节,导致对公司内涵的揭示经历长期的渐进过程,艰难走上法律裁制的道路.近代中国公司概念的内涵变迁集中体现了先进制度设计与本土商事习惯相互融通的渐进过程,为当前我国公司制度与国际先进公司理念的接轨提供一定启示.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与制度演进逻辑

中国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控股制度演进的主体动因是追求垄断利润、创新空间、规模经济和资产弱专用性,金融机构利益先占和战略布局、管理机关有限默许共同形成了需求诱致型与中间型制度变迁的全面综合的制度变迁逻辑,提出金融控股应通过外在制度移植式变迁与核心制度创设式变迁的全面综合,实现金融控股的重生。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内在冲突初探

法律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法律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为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内在矛盾与冲突主要存在于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等隐型结构层面,这种内在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法律文化的物质依附性和政治功能性不同.要解决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内在冲突,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多种形式,全面提高中国公民的法律素质,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当代审美意识与当代中国书法

当代中国书法艺术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更有它质的内在规定性,当代审美意识的建构是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核心所在。所谓老庄与禅支撑了当代中国书法精神特质的观点,是一种精神的错位,时代的倒置。     

“中国模式”的历史演进

"中国模式"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应对全球化挑战,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历史视角看它经历了史前史、萌芽史、形成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在实现国家独立、解放、富强与民主过程中与传统模式彻底决裂建立新模式的历史。     

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演进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运用、发展和创新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逻辑必然。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及其发展模式探索

中国大陆现行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框架性的当代中国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具有继承性、创新性、稳定性、动态性、统一性及多样性等特点 ,但总体上存在着以义务为本位、以国家为本位等缺陷 ,作者认为应致力发展一种“中华发展法系” ,以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法系模式。     

如何修改《土地管理法》——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原则、理念与建议

国家主义立法思维及重管理效率、轻权利保障的立法理念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在成为土地管理纠纷增多和征地腐败日益严重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同时该法存在的问题还造成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集体土地权利限制不合理、政府规划及征收权力几乎不受制约、权利救济渠道实际缺失等诸多现实问题。《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不能仅仅着眼于条文的修补,而应当以保障土地权利为理念,以民主参与、市场交易、公正补偿及合理税制改革等基本原则为指导,从立法目的、公共利益界定、公众参与、规划法治、公正补偿、程序公正、集体土地自由入市等十个方面进行全面修改。     

中国当代的旅游演艺

旅游演艺是指以异地观众作为主要观赏对象的演出活动。本文系统分析了旅游演艺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类型特征与作用意义,试图对中国当代旅游演艺发展状况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     

分工演进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分工演进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农业分工抑制是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是促进物质资本迂回、人力资本迂回、专业组织推进、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劳动流转等五种类型的分工演进.利用中国31个省区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分工演进综合指数可以有效地解释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基于此,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要害是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完善来促进分工演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推导出国家整体和不同省区的农业发展政策含义.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哲学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中国的哲学.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邓小平理论已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已成为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     

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

日本高度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日本就已成立了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机构、学会等,每年都有全国性的研究大会召开。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本文介绍了日本研究当代中国的主要机构、学术团体和目前各大学协同开展的有关中国的研究,并从这一现象出发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文学的焦虑

中国文学潮流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有着非常明显的同构关系,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我们可以清晰的画出文学思潮受社会政治思潮影响的清晰图谱。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学越来越感到一种焦虑,过去那种处于社会思想中心的优越感随着这种转型正一步步走向边缘,那种对社会政治、民族生存、生活价值等等的宏大诉求本应成为理想的一部分,却在当下的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显得高、大而空,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同时,那种"文以载道"的传统却被某种经济价值的语境逼到了某种可笑进而可怜的程度。文学的生存面临极大挑战。同时,网络的出现使社会思潮以另一种形式演绎当代的政治自由与思想狂欢,文学在走向边缘的时候,另一种生存姿态正悄悄降临。当今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与网络政治的兴起无疑给文学另一种启示,只是,这种发展趋势还在初期阶段,很多作家只是处在尝试阶段,但另一批不为严肃文学认可的网络写手却已经在茁壮成长了,从这一点看,文学的生存焦虑倒是无足轻重的,相反,那种传统的表达方式是应该自我反思了。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古老的京剧、昆曲、越剧等传统剧目与当代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现代舞蹈同台演出;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与当代西方思想家。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陈列在同一个书柜中;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热”不断地变换着。从八十年代初以来,文化思考的主题不断地更新着,如“人道主义与异化”、“萨特与存在主义”、“港台新儒学”、“周易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萨伊德和东方主义理论”、“享廷顿和文明冲突论”、“人文主义精神热”、“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等等。实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的纷然杂陈和文化热的迅速变换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繁荣,而是处处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发展,这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加以解答的问题。     

明治初中期政局与日本文官官僚制度的确立

本文以太政官时期的官僚的任用、《文官试验试补及见习规则》以及《文官任用令》为线索,探讨和研究了近代日本文官制度的确立与明治初中期政局中藩阀、政党以及日本内阁建立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近代日本文官集团,从一开始就与日本的政局-藩阀政治、政党制度以及议会和内阁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观点;近代日本文官不仅仅包含有经过文官考试而成为职业文官的集团,也包括着随政局变动而更迭的文官官僚。     

慈善事业与当代中国青年的使命

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慈善事业成了一个普遍公认的世界潮流。而在中国，这股潮流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和社会建设的全面提速，成为一种迫切的时代呼唤。     

以技术标准为对象的创新战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高新技术不断发展,技术标准不断更新,导致大量的技术标准存在。中国政府以安全性为理由,实行中国无线标准,引起国际企业甚至美国政府的强烈抵制,这使得技术标准创新迫在眉睫。基于标准的创新战略是一种高层次的竞争手段,通过制定符合自己技术水平和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并努力使之成为法定标准,才能够控制竞争对手。实施基于技术标准的创新战略,必需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还要控制足够大的市场容量,避免在标准问题上受制于人。     

论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演进历程

在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考察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波折起伏的实践历程。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地梳理了中国与国际组织三个阶段的关系演变过程。通过这一历史考察对中国与国际组织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人民调解制度的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在中国日益增多的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正在弱化,并没有完全发挥其所应承担的社会功能.人民调解不能适应解决社会纠纷需要的直接原因在于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体现为调解组织体系的僵化、调解员素质的参差不齐、调解保障工作的落后、调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等,而根本原因则是人民调解的体制性障碍.201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具有浓厚的法律编纂性质,保守有余,创新不足.传统的人民调解不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制定、实施而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人民调解不应向行政化方向发展,其发展趋势应是高度的社会化和完全的自治性.除了体制变革,人民调解制度还需要借鉴一些成熟的调解规则从而使这一制度进一步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