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关系的分析

教育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教育投资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联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什么影响?本文对此进行研究。     

教育对我国城镇收入差距贡献的实证研究

为确定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中教育因素的贡献大小,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中城镇居民的微观数据,采用基于收入决定函数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得到受教育程度和教育过程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教育过程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排序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     

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消费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

影响农户教育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子女受教育阶段、家庭收入水平、父母文化程度及从事的职业都是影响农户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 ,促进农村教育消费的发展 ,需要改善教育消费环境 ,促进农村教育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 ,增强教育消费的可选择性 ;增加农民收入 ,稳定农民收入预期 ,提高农民的教育消费倾向 ;建立社会助学资助体系 ,确保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均衡发展。     

传统与现实的碰撞——高学历女性择偶难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从实证调查入手.问卷调查及婚介所征婚人的资料统计说明,虽然现实生活中已婚者的婚姻满意度并不与传统婚配模式划等号,但在择偶时人们依旧固守着"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标准.本文在分析了高学历、高收入女性择偶难的现状和原因后指出,当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及经济、社会地位提高之后,我们迫切需要变革传统婚配模式乃至社会性别意识,尽管这一过程将是漫长与艰难的.     

受教育水平与收入差距及相关影响因素

针对现实中受教育水平提高和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通过人力资本收入函数方差分析,考察受教育水平提高与收入差距变动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数据,实证检验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变动趋势的影响是二次的,收入差距随受教育水平提高将经历扩大、减少到绝对减少的过程;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收入差距扩大没有显著影响,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对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在促进就业、扩大教育投资和打破行业垄断方面采取措施,以发挥受教育水平提高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婚姻状态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和性别平等思想的发展,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女性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数量也在增加。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村女性在婚姻上存在差异。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与配偶收入、户籍性质、家庭地位密切相关。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农村女性的婚姻情感、家庭暴力的应对、处理婚姻危机的能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因此,提高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改善农村女性的婚姻状况和质量,实现社会流动和生活幸福。     

制度消融、人性关怀与幸福生活

伴随着教育的扩张与女性就业率的增加等,女性在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与收入等方面与男性之间的差异正趋于缩小.这意味着人们的择偶观念应由“男高女低”向“男女同等”演变.然而,男女在择偶时多还固守“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这就使得甲女面临更多的择偶难题,剩女问题便由此产生.     

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将劳动力区分为存量和流量两部分,在充分考虑劳动力素质差异的前提下,建立各地区总量GDP的剥离框架,研究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结论是:中国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低的层次上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就越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就会越大,整体的地区差距也会越大。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建设和谐家庭的影响

社会现实中女性对婚姻和家庭有着比男性更强烈的责任感,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在维系家庭的稳定及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等方面显示出更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对于构建和谐家庭中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家庭文化建设及邻里关系的有利影响。为了和谐家庭的建设应不断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     

传统与现代婚姻观念之间的调适及社会影响——以凉山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为例

婚姻作为构建社会关系的机制,直接影响到社会良性发展问题。彝族人的婚姻关系也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目前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择偶标准由民族、等级和家族势力为首选向经济、相貌和个人能力等为首选转变;择偶目的由生育向生活幸福转变;婚姻礼金观念由传统礼俗交换向现代商业交换的转变。这些婚姻观念变迁对彝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影响趋势,出现了正负两面影响。应该以"社会良性发展"为原则加以管理和引导,即从法律、文化观念和社会关系等角度加以控制和调适,使婚姻关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成为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良好的婚姻关系对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福祉教育探析

在梳理福祉教育概念的基础上，对日本福祉教育的变迁进行分析可知，福祉教育是社会福祉在教育层面上的反映，它随社会的发展与福祉的增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受社会历史变革的制约。日本福祉教育按其性质分为一般性福祉教育和专业性福祉教育两大类。一般性福祉教育重点是培养“福祉心”，强调通过福祉教育增强人们对社会福祉的关注，以提高人们对现行福祉制度的理解与认识；而专业性福祉教育是一种旨在培养专门性福祉人才的教育活动，具有明确的职业指向与专业指向。日本的福祉教育具有法律保障健全、学科体系完善和教育内容多样化的特点．     

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一个文献综述

文章通过对近年来有关我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文献的梳理，指出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我国的教育分层逐渐从集体排斥转向个体排斥。但在当今教育扩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教育不公平问题依然严重，集中体现在优质高等教育的获得上。同时指出国内对教育分层具体机制和途径的研究仍略嫌不足，尚有诸多问题有待拓展和深入探讨。     

教育扩张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兼论教育政策的工资效应和分配效应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通过因果性和异质性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实证评估了经济转型期两次教育扩张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具有正相关性,经验对工资的影响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2)利用工具变量法发现教育扩张具有较强的教育价值,义务教育改革和高校扩招将个体接受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概率值提高了2.9和9.8个百分点,其社会经济价值则将工资水平提高了830.1%和181.9%;(3)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及其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改革有助于收敛组内工资差距,但高校扩招扩大了低-高收入群体间的组内工资差异。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释放公共教育政策经济社会价值的政策建议。     

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

对2008年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和现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这预示着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高;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低。由此可见,1999年之后高等教育的扩张,给社会上层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社会下层的收益,使中国社会增加了封闭性特征而非开放性特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平性,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     

社会分层视阈下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研究

教育公平关乎社会公平,决定着未来社会的建设质量和发展前景。在社会分层的客观现实下,社会各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经历了多、少、优、劣的曲折变化。基于河南、湖北两省近10年2 200名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显示:在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家庭收入较高、父母学历较高、父母为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属地在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父母职务和职称较高的子女具有明显的高等教育机会优势;家庭收入较低、父母学历较低、父母为职员和农民、家庭属地在农村和小城镇、父母职务和职称较低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由此提出,社会分层视阈下推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必须改革高考制度,转变传统的升学方式;建设法治社会,规范人们的进取行为;缩小贫富差距,保障教育的均衡发展;更新社会观念,不惟学历地用人任人;鼓励奋斗成才,倡导不拘一格读大学。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妇女经济地位的变迁——以杭州市萧山区部分乡镇为例

利用萧山区6个乡镇418位农村妇女的调查资料,就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妇女经济地位的变迁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妇女就业率、就业方式和收入水平均得到了提高,其绝对经济地位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发展具有同向性;农村妇女经济地位变迁受自身内在属性(如年龄、婚姻、生育、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和外在变量(如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区域经济特色以及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和观念意识)的制约,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方式是决定其经济地位变迁的关键因素。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基本依据与现实要求

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只有纠正认识误区，构建完善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展创业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创业教育支持体系，才能不断增强和切实提高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巨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较农业收入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及其他稳健性方法后,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得出,女性、中青年、东中部地区受数字鸿沟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收入层级来看,数字鸿沟对高收入阶层的非农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农业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阻碍了家庭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家庭收入,且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微观层面数字鸿沟指标构建、缩小数字鸿沟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