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居民消费：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是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两大重要任务,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影响农民消费的机制,通过构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评价体系,运用2009-2018年份省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农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但该提升效应表现为中、东、西部依次递减的区域非平衡特征;改革的组成成分影响农民消费的效应亦具有区域差异性,但也存在共性,即各地区依托农业主体生产能力指数实现农民消费水平提升的效应较强,依靠农业资金保障能力指数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消费水平增长,而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改善消费环境渠道提升农民消费的效应较弱。最后,以提振农民消费的视角,为更好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 ——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将出口二元边际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2002-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企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的提升效应强于加工贸易企业、非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在低市场准入成本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财政分类支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西部地区为例

2015年11月,中央做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决策。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补短板"出发,以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效应为研究对象,根据西部84个地级市2004—2013年的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财政分类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的发展类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民生类支出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基于广义矩估计和面板门限模型的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作为发展类支出主要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因发展水平的不同存在差异。西部财政应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提供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先行成本;基于西部地区的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同的特点,做到精确投资;同时关注民生财政支出。     

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3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2 145个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分析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非国有性质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制造业上游垄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

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探究了制造业上游垄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控制内生性和改变测度方法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上游垄断对混合贸易企业、本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此外,技术创新、企业进入退出是制造业上游垄断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过程中要重视上游行业市场化改革,打破制造业上游垄断,助力"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福建省泉州地区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策略研究

福建省泉州制造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认识不够清晰,新技术应用和产品研发水平不一,先进管理机制及其技术的应用不够系统,知识管理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总体劳动力素质离先进制造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这些消极因素对泉州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应通过普及全要素生产率知识,积极推动制造业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进先进管理机制及管理技术,促进制造向智造转变,支持高等职业教育做大做强、培养区域经济建设所需技能型人才,普及知识管理、持续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加强创新规律研究、增加创新成功率,以促进泉州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因地制宜:产业结构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3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追求高速增长转换为追求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针对这一情境下如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带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问题,以2004—2016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重点从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化和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三个方面,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服务化并不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增长,只有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同步进行才能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工业化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进程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产业结构变迁对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产业结构服务化能促进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工业化则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仍较为稳健。基于此,各地区在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升级,并结合本地要素禀赋、经济基础与工业化水平等,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考核体系,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体育用品制造业空间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体育用品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相当体量规模的重要产业，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2004—2013年15个省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7%，技术变化是增长动力源泉。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主营业务收入区位熵、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区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指出，新常态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应坚持走集群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关系的历史回溯:2001——2007

中国2001--2007年227家上市公司样本的生产率测算结果,以及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测算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在即将出口和不出口企业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即将出口的企业生产率没有明显高于不出口企业,从而说明中国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并不存在,而且出口因素对企业出口溢值的影响显著。同时,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差异较显著,由此验证了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且所有制因素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均无较大的影响,由此说明我国企业支持出口学习效应而不支持自我选择效应。因此,对以往中国企业通过出口行为获得学习效应的总结能为更好地推进我国企业国际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上游行业垄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供应链视角系统考察了上游行业垄断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负面效应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及资本配置不足的企业;机制检验进一步指出,上游垄断会通过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渠道来抑制其生产率的提高。上述结果表明,忽视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会低估“上游垄断、下游竞争”市场格局对企业生产率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打破上游行业的垄断局面、巩固深化下游行业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市场活力和促进上下游行业间互动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空间联系的机理再识别与效应新发现:从互动见融合

全球经济下行的持续与积累,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预示着进一步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是我国促进经济快速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举。进一步挖掘多维联系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生产率的综合互动关系,对借助两业互动逻辑来精准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进而助力国内经济循环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纳入两业空间不匹配指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研究框架进行完善,从复杂网络联系空间出发对两业互动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结果表明:第一,长江经济带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不匹配事实,且不匹配程度正逐渐加剧。第二,产业维度联系空间内,两业空间不匹配事实会制约两业有效互动。第三,将产业维度联系空间拓展为复杂网络联系空间时,两业互动表现出了显著正向的溢出效应,且外溢效应明显大于本地效应。第四,复杂网络联系空间内,两业互动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仅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了显著溢出效应。第五,对比发现,复杂网络联系空间还能通过弱化两业空间不匹配对两业互动的负向影响,间接促进两业互动有效产生。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认为以数字化赋能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以招才引智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扩张、以优化两业空间布局推进生产要素跨部门有序流动是助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有效政策工具。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下，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7个行业的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及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相比后向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提高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弱。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服务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更加明显地抑制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对冲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碳排放的消极影响。此外，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显著增加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不会明显抑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减排作用。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降低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而且能够产生放大全球价值链升级减排作用的调节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快实现减排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出口二元边际、行业异质性与劳动生产率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文章主要考察出口二元边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采用HK指数法测度中国出口深度边际和出口广度边际,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种类基本覆盖了世界全部种类的90％.进一步地,借助聚类分析方法综合多种因素区分行业劳动技能异质性,出口二元边际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出口深度边际显著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出口广度边际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出口深度边际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高技能行业,受限于行业产品技术含量和劳动技能水平等,低技能和中等技能行业出口深度边际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出口种类扩张的生产率损失超过出口溢出效应的生产率收益,出口广度边际对高中低技能行业劳动生产率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出口调整——“优胜劣汰”与“提质升级”

在全球化新形势下,技术性贸易壁垒被很多国家频繁使用,中国尤其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本文基于人工收集的WTO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与特别贸易关注案例数据,结合2000—2010年中国海关微观企业出口交易数据,定量检验了发达经济体对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的总体影响,及其对中国微观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和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和实现机制。主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壁垒冲击并未削弱中国总体出口,相反地,遭遇壁垒后中国出口价值、数量、出口企业个数均呈现净增加效应;第二,净效应背后是企业显著的“优胜劣汰”和“提质升级”动态调整,尤其是中国出口逐渐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集中;第三,净效应存在多个维度的异质性,尤其与企业所有制特征相关,出口质量显著优化的净效应主要出现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