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出口转换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市场转换和产品转换的对比分析

目前,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上升是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本文考察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企业出口市场转换、出口产品转换对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和出口企业创新之间关系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抑制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虽然企业转换出口市场、转换出口产品都会显著降低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但是,不同出口转换策略对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出口市场转换的调节效应总体上比出口产品转换更为明显。另外,出口转换对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具有企业异质性和创新异质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出口转换特别是出口市场转换策略及其战略意义,挖掘企业出口转换策略的政策功能,确保出口稳定以及企业高质量创新,从而获得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效应。     

劳动力质量对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行业面板数据

在供给侧改革以高质量劳动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质量不高、贸易竞争力亟待提升的现实需求,探讨劳动力质量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构建劳动力质量的测算指标体系及测算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使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省级行业面板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是构成劳动力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改善劳动力质量可以显著提升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质量,其增长效应受制于经济区与产业分类.为了将劳动力质量转化为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动能,在重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的同时,需根据经济区及行业的要素禀赋特征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布局,并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创造以高质量劳动力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政策环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生存与出口转内销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失败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幅度更大。     

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通过在实物期权模型中引入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通过不确定性与利率渠道对中国企业R&D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泰勒规则度量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的方法，并构建双阈值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负向溢出效应分别由机制Ⅰ(经济繁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和机制Ⅱ(经济萧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刻画。机制Ⅰ中的负向溢出效应大于机制Ⅱ中的负向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随着所有权性质、行业属性具有异质性特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样本,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程度,其影响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提升和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化而实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等样本中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对合理制定经济政策、发挥政策效果与降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上海142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从TOE理论框架的视角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解构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驱动路径有4条,即专利—政策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规模驱动型路径和规模—市场主导下的政策驱动型路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在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以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等指标衡量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效应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主要是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来实现的。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为推动中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工业机器人应用、上下游产业关联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2006—2015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海关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探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内和行业间前向关联渠道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行业间后向关联渠道机器人应用对企业产品质量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各渠道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要素密集度密切相关，其中同行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食品和饮料业以及木材和家具业，对纺织和服装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不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存在资源再配置效应，行业内和行业间前向关联渠道机器人应用对核心产品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如何影响绿色投资？

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会影响绿色投资。利用2011—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方法,从企业年报文件中提取信息,测度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检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制造业企业、低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控点”企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减少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不可逆程度均会强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绿色投资的影响,为降低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以增加绿色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数字技术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数字技术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的双元创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及高科技属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价值,为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释放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高管薪酬同群效应的影响研究

在宏观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和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双重背景下,选取2012—2020年我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高管薪酬同群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同群效应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行业竞争较为激烈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来促进高管薪酬同群效应。由经济后果分析可知,高管薪酬同群效应通过提高企业价值和降低企业风险来促进企业发展。     

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出口调整——“优胜劣汰”与“提质升级”

在全球化新形势下,技术性贸易壁垒被很多国家频繁使用,中国尤其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本文基于人工收集的WTO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与特别贸易关注案例数据,结合2000—2010年中国海关微观企业出口交易数据,定量检验了发达经济体对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的总体影响,及其对中国微观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和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和实现机制。主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壁垒冲击并未削弱中国总体出口,相反地,遭遇壁垒后中国出口价值、数量、出口企业个数均呈现净增加效应;第二,净效应背后是企业显著的“优胜劣汰”和“提质升级”动态调整,尤其是中国出口逐渐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集中;第三,净效应存在多个维度的异质性,尤其与企业所有制特征相关,出口质量显著优化的净效应主要出现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     

数字经济、研发创新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及其技术应用已经成为挖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驱动力量,通过改变我国文化产业原有的创新业态,促进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论述并总结数字经济与研发创新协同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传导途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上,对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全面的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和研发创新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显著存在;数字经济会显著提升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这种正向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十四五”时期,应不断促进数字经济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强化区域间合作,实现文化产业供需的良性循环,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的研究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科学理解企业贸易模式选择行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视角,运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模式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均会显著降低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提升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份额,且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将进一步放大这种“贸易模式转型升级”效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估计模型、估计方法和估计样本均保持稳健。由此可见,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会倒逼“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一般贸易企业,而在本国合理发展和布局贸易中介,将有效缓解出口企业所受国外之约束,增强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韧性。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考察对象,运用微观贸易数据,并结合其他城市层面数据构成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创新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三,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中起到抑制作用。由此,文章建议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的领先优势;制造业企业应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生产方式;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