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流域立法的法理追问

流域立法源于流域生态学、复合生态系统观与水治理结构扁平化的综合发展,其制度目的是实现流域内各政区对水资源公平合理地开发利用,促进流域保护治理上的集体行动,并承担起推动宏观政策实施、弥补分割立法缺陷和形塑流域治理新秩序的功能。在系统论思想下,流域立法目的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完成从线性立法向非线性立法、从权威式立法向合作式立法的转变。从立法规律和客观实际出发,我国流域立法宜采取“流域基本法+流域特别法”的模式,通过完善流域法制来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治理提供法律支撑与制度创新。     

论黄河法的生成逻辑与路径展开

流域治理的整体性为“空间思维”指导流域法治的重塑提供契机。黄河流域特殊的生态环境问题、复杂的环境社会关系、落后的管理体制机制、突出的法律供需矛盾构成黄河法的生成背景,黄河流域的“自然—社会—管理—法律”空间属性成为黄河法的生成动力,循此所生成的黄河法应当具有独立性、系统性、非凡性和中观性特征。在基本理念上,黄河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管理体制上,黄河法应当修正流域治理与区域治理相结合的主辅关系;在事权配置上,黄河法应当按照“中央—流域—地方”的三维层级界定权责;在制度设计上,黄河法应当对流域基本制度进行体系化。     

黄河文化主脉说——论中华文明奠基期的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漫长历史时期,以中、下游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为主体,汇聚了长江及各区类文化的先进因素,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脉。黄河文化孕育、培植了三代文明,三代文化以“礼制”为主脉,融合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三代时期形成的制度体系和思想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黄河与传统科技文明的思考

中国古代巨大的科技成就具有鲜明的黄河特色 ,与之相关的阴阳理论和三才理论也是古代先人们在与黄河长期的交流过程中而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模式 ,在世界科技文明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论未来我国环境立法的方向——以《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为切入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未来我国环境立法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环境立法应当以生态文明为目标,更加严格地保护环境资源,更加重视对公民权益的维护,推进环境法的执行.以促进生态文明为目标要求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更加严格地保护环境资源要求对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的规则和制度总体上应当越来越严格.更加重视对公民权益的维护要求推进公众参与和受害者救济.推进环境法的执行要求转变执法理念,增强执法主体的独立性和执法权限.《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当以此为方向.     

黄河与中国科技文明

河流对文明的深刻影响首先反映在科学技术方面。黄河与黄土密切相关，它们共同培育了黄河流域的农业，农业的发达又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天文、数学、地理、建筑、冶金、陶瓷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黄河是一个含沙量高、灾害频仍的河流，对黄河的治理有力地促进了数学、力学、地理学、建筑技术、金属冶炼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黄河流域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又为科学技术的创新、积累和推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流域的传统科学技术是在长期的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风格，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水平，产生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论生态文明建设下我国环境立法的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文明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重视,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环境立法的完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从生态文明的内涵着手,根据我国环境立法的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环境立法的运行现状,指出我国现行环境立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生态文明背景下改革和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科学把握粮食法体系的立法定位

粮食法体系的立法,应定位于既服务于经济基础,又服从于上层建筑,既保障数量安全,又保障质量安全,既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又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既保障城镇粮食安全,又保障农村粮食安全。     

论关中在黄河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使命

关中是一个能唤起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区域。群山之下由渭河冲积出八百里秦川,从史前文化到周秦汉唐时期创造出中国文化基因。在历史长河中,关中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发展时期。无疑,关中是黄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崛起与衰落的一个缩影。关中曾是黄河文化根脉所在地、华夏文明发源地、中国农耕文明重要发祥地、国家都城文化汇聚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关中迎来了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第四次崛起的契机。要将产生于关中的优秀黄河文化基因进行解码,并使它们成为新时代民族记忆和精神的文化标识,最终促使关中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中复兴崛起。     

生态文明何以可能——一种基于法哲学维度的考察

人类历经百万年的原始文明、一万年的农业文明和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之路,生产力逐级提升。在不到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中,不断增长的人口携消费主义理念,将地球生态系统糟蹋得面目全非,逼近生态阈值。为减轻地球生态荷载,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生态基础,党的十八大确立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基于法哲学维度的研究,厘清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哲学基础,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法哲学支持,既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法学完善自身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视角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论李白的黄河绝唱

李白咏唱黄河的诗虽远少于咏唱长江的诗,但内涵丰厚深邃,突出地表达了诗人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自由的个性情怀,充分彰显了唐代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面貌,也更鲜明地体现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气势磅礴、神奇莫测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堪称雄视千古的绝唱。     

论良性官民生态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运用公共权威实施公共管理的行为,而要达到公共权威运用的最佳状态,不能仅仅靠政府单方面努力或单向度的控制,必须依靠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相互付出与彼此协同。良性的官民生态是形成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础,倡导良性官民生态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必须着力培养和塑造"积极公民"的角色,加快推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并充分发挥企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论生态文明背景下环境立法理念的演进

人类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价值层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价值观念的因素.每一次环境运动都是对旧价值观的扬弃,从而使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断扩大.而这种价值观的变革也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并最终反映在法律制度中.本文在探讨生态文明背景下环境立法理念的演变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历史反思,试图通过建立"生态主义"的环境法法理基础,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法价值取向,并围绕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之保护重新构建法律体系.     

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的立法特色及启示

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刑事特别立法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犯罪与惩治法》极富特色。其所规定的环境犯罪、环境犯罪抗辩事由、环境刑事诉讼程序、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影响量刑的事项、刑法控制污染的其他配套措施等内容针对性较强,值得我国借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应加大刑事治污力度,借鉴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环境犯罪惩治法》。     

论生态损害的防治及其刑事立法完善

生态损害是环境侵害所引起的环境损害的一种。其本质是对人类及其他生命体生态利益的损害。生态损害的特殊性决定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必须注重事前的预防。传统环境民事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承担机制存在局限性。要最大限度的预防生态损害的发生。必须构建严密的刑法保护，以独立的生态法益为标准完善现行环境刑事立法。     

论生态文明视阈下中国自然资源法的完善

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生态主义伦理观的提出,要求中国的自然资源法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文章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以生态文明与法学理论为契合点,分析了中国自然资源立法的现状,并充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以资源型社会为基础,提出了完善自然资源法的相关措施,从理论上为自然资源立法在困境中寻找解决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