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语研究 大有可为：－《晋方言语不研究》序

序一1985年李荣先生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中把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从北方话分出 ,称作“晋语”以来 ,十几年过去了 ,这期间晋语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温端政教授主编的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山西省方言志丛书》的问世和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以及其他一些专著的相继出版 ,表明我们对晋语的调查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最近乔全生先生的《晋方言语法研究》即将出版 ,这无疑进一步丰富了晋语研究的成果 ,可喜可贺。近 2 0年对晋语的研究工作多偏重于语音方面 ,成果也比较多 ,相比之下 ,词汇、语法…     

何萱《韵史》及其音韵学思想研究

清何萱《韵史》欲综文字形音义三者一以贯之，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同时而著书旨趣相近。限于时代，何萱对音韵学的理解可以补苴之处颇多。然何氏不墨守《说文》成规，在体例上“参用今音条贯”，对等韵、反切切及声调之发展均有其独特之见解。其音韵学体系并非元明以来之北音系统，而是“根源于秦兴方音”，因而对研究十八世纪之通秦方言及其历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赵元任早年的语言学研究及其影响

本文从现代语言学创建及其影响的大背景上，研究赵元任引进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同时借鉴中国传统音韵学原理调查汉语方言，发展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程及其学术影响；指出只有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研究才能汇入世界学术的主流。     

科学性和实用性结合的《湖南方言》

正彭泽润、彭建国的著作《湖南方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是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出版的《湖湘文库》大型丛书中的一部重要文献。这本书是一部汇集多人多年调查研究成果,编排科学、方便检阅的综合性湖南汉语方言著作。湖南是一个多方言的地区,近年来,关于湖南方言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像吴启主主编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和鲍厚星主编的"湘方言研究丛书"都是重要的湖南方言研究成果。其中,"湘方言研究丛书"中的《湘方言研究概要》(鲍厚星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第一本关于湖南方言的概述性著作。其他省份     

析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广州音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把国外现代方言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运用于汉语方言研究,科学地记录了大量方言字音,其中所记录的广州方言字音为广州方言调查奠定基础,经王力、黄锡凌等学者的修订与完善,整理出通行20世纪的广州话声母韵母体系。     

论晋方言区的形成

晋方言从官话中分出作为全国十大方言区之一已近二十年。探讨晋方言区的形成是深化晋文言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文章从历史政区、秦晋系属、地理地貌和交际可懂度低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晋方言形成的原因,研究晋方言区的形成还可能有益于晋方言归属问题的解决。     

镇江方言同音字汇

镇江方言处于北方方言与吴方言的结合部，属北方方言江淮次方言。本文据《方言调查字表》并结合方言词的特殊用字，给出同音字表，为汉语方言研究和语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山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60年发展概况

山西大学创办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最初称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一同成为我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并一道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序言二篇

《通山方言志》序言 通山方言属鄂东南方言。鄂东南方言与湖北省其它地区的方言迥异,其语言现象复杂,有许多独特的语音现象。四十年代,赵元任等先生曾撰写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这是中国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方言的代表性著作,对方言调查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这部书成于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不便,田野调查受到限制,以至调查鄂东南方言时,只能在武汉找些籍贯是该地区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音人的口音与方言实际难免有些出入,因此鄂东南方言的调查研究还有些工作可做。今天,由黄群建编著的《通山方言志》的出版,可说是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宁夏方言研究五十年

宁夏方言研究起步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78年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呈现繁荣发展的可喜局面。综观宁夏方言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五类，一是方言志，二是专着，三是各地地方志中的方言篇，四是研究性论文，五是教材或普通话培训材料。进入21世纪，宁夏方言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转型时期。今后要扩大研究成果，提高研究层次。在已经出版了一批方言志的基础上，对这些方言语料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科学分析总结，使其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培养后备人才，稳定研究队伍。同时要对回族话进行系统研究，尽早出版宁夏各地回族话专门志。     

《通典》“晋太尉进贤三梁冠”小札

《通典》记载晋世太尉著进贤三梁冠,与《晋书·职官志》《晋百官表注》《晋公卿礼秩》等不合。《通典》这一错误记载本自《晋书·舆服志》,后者则因糅合《续汉书·舆服志》和晋令而成,故保留了一些与晋制不符的记载。汉魏时期,太尉著进贤冠,至西晋初年改著武冠,并为南朝所尊承。太尉首服的这一变化,除以八公制的设立及公分文、武为契机外,还得益于复古改制思潮对秦汉旧制典范意义的消解。     

九十年代出版的四川方言论著

本文集中对近十年来出版的四川方言研究论著作一简介 ,并择要以《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四川泸州方言研究》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三种论著为代表 ,以观近年来四川方言研究在史料搜集与实际调查方面的长足进步     

义乌方言研究

根据几十年来的调查研究,说明义乌方言对研究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促进汉语规范化也有积极意义。义乌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方言既丰富又复杂,邑人常有“义乌十八腔,隔溪不一样”的说法。本文重点阐述了义乌方言内部的语音和词汇的差异,同时也记述了描写义乌方言的各种符号和十个单字调的情况。     

客赣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早在清代末年就开始了客家方言的研究,但大都是用传统语文学的理论方法对词汇进行考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末,客家方言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赣方言研究起步较晚,1936年罗常培先生写成《临川音系》一书。1979年《方言》创刊,熊正辉率先就南昌方言发表系列论文,揭开了赣方言研究新的篇章。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则始终是围绕着客赣方言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作为汉语的两大方言,人们对它们的语言特色仍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因此,客赣方言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两种方言的研究大有搞头。     

晋方言研究综述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晋方言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综述:一,19世纪之前的零星记载及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研究;二,80年代以后的晋方言分立及对晋方言全面的共时描写;三,本世纪初的深入研究及对晋方言的历史探讨。     

取精择要 细致入徽——读《晋方言语法研究》

乔全生先生的新著《晋方言语法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喜可贺。 汉语方言调查始于周代，现代方言研究却不足百年。时间虽短，业绩不凡……     

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

原始汉语最迟形成于夏禹时代 ,原始汉语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原始汉语方言 ;分化和同化是汉语方言最初形成的两种基本方式。方言概念形成于先秦 ,表达方言概念的词语产生于西汉 ,“方言”一词出现于东汉。古代的方言研究按照它本身所形成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分为周秦汉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至民初四个时期。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开始于 2 0世纪上半叶 ,罗常培的《汉语方音研究小史》是该学科草创的标志。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还很薄弱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汉语言文字学各分支学科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高本汉早期学术行历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撰作

该文对《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作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早期学术行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指出他得以写出这部汉学经典之作与其早期学术行历,特别是当时西方历史语言学和汉学研究的进展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成果及其在华的方言调查,则为该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扬雄《方言》与方言特征词的判定问题——以《方言》部分方言词的重复注释为例证

《方言》中某一个方言词,作为被释词,多数情况下不重复注释。但是,也有同一个方言词重复注释的情况。这种重复注释的情况,透露出《方言》某处说某方言用了某词并不排斥其他方言也用该词的信息。如果一个方言词仅见于它后面所列的具体的方言区域,不见于别的方言,那么几处重复注释所列的方言区域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这就有力地证明:《方言》中说表达某一个概念,某地用某词,并不是说只有某地用某词,其他的地域不用该词。扬雄只是据实记录他的见闻,不是在作出全面调查,不是在知道了某词只有某地用而别的地方不用之后,才写上某词见于某地。换句话说,《方言》中某词见于某地,并没有暗含不见于其他地域的意思;《方言》中的很多方言词不能作为某一个地域独有而为其他地域所无的用词。将《方言》这一特点揭示出来非常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如何利用《方言》研究秦汉时期的方言区划、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以及汉语词汇史等重要问题。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