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批评与"五四"话语转型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话语的后殖民理论受到中国学界的接纳和重视,进而运用于中国的批评实践,获得了一些有创意的新见.但也有某些后殖民批评在望文生义中完成了误操作,断言"五四"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是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的结果,对"五四"以来引进西方文论的现象,只见其失,不见其得.这将导致对中国近现代文论、文化史的片面理解,对于这种批评倾向应努力予以澄清.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后殖民与新儒学重建

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界上大多数人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既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上.如果从文化的纬度来考察全球化现象,可以说这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后果.后现代主义在进入中国的文化土壤时必然与中国文化相碰撞进而发生形交.在"全球本土化"的语境下,可以建构四种形式的后现代性话语:(1)"全球本土化"的后现代话语;(2)具有解构特征的大众文化话语;(3)从中国视角重新建构的全球化话语;(4)作为全球本土化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儒学已经逐步成为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种带有主导性意义的话语力量,并在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得到了重新建构.它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据以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因此,一方面应当从后现代和全球性的视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批判、扬弃并加以重构,使其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应从全球化时代的新儒学的视角对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进行质疑、批判和改造,从而使重构的后现代新儒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话语共存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语境中的后殖民文化理论

后殖民理论以话语霸权理论来重构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为消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解构主义言说策略与殖民地文化历史主义重建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后殖民理论传入中国,使一直纠缠中国近现代学界的中西文化关系命题有了一个重新梳理的机遇,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强化了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却忽略了对中国现有话语结构的深层分析,于是也就遮蔽了对中国现实话语复杂性和混杂性的体认.在此种话语场景下的民族文化重建,只能是一种缺乏比较文化视野的自我想象.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的重建,关键要做的是对自身的文化属性做出准确地把握.     

中国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话语变迁及其统摄

目前"自主创新"已成为理解中国技术发展方式的核心话语,但这一话语毕竟有其历史渊源。这种历史渊源的逻辑线路是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话语变迁:一是在殖民主义压力下经过从"道器合一"到"道器分离"再到"道器合一"的话语转换,中国最终以"器"的话语形式接纳西方现代技术并确立了技术强国理念,进入现代主义话语体系;二是中国现代主义话语经过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将技术强国理念逐一贯穿到国防、经济、文化乃至政治过程;三是随着技术强国话语的确立和完善,中国传统主义一直被称为保守派、顽固派或玄学派,其基本诉求在于技术强国必须要适应本土生产方式或再创造;四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适应性转换,不仅在于它的中国传统因素参照,而且也在于它将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对技术强国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话语统摄。沿着这种话语变迁线路,中国技术强国理念在共和国建立后经过革命话语、改革话语和发展话语之后,逐步变成了今天的"自主创新"表达或修辞。     

"杂语":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

"杂语"话语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包括"原文型"、"音译型"、"汉英并列型"三种样式.当时一些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并表明了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杂语"方式展示了话语主体的西学背景,显示了其文化身份的优越感,使西方诗学话语和话语方式迅速地普及开来,加速了中西诗学的沟通与融合;"杂语"至"纯语"的转换,意味着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的话语霸权,妨碍了古代汉语诗学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理论难题.     

重读中国传统译论:方法与尝试

重读中国传统译论.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读?本文着重探讨重读传统译论的方法,主张从文化话语视角出发,将传统译论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话语,回到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之中,回到中国人传统的言说与理解方式进行解读.我们重读的尝试围绕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展开,即,中国传统译论是潜科学的理论雏形,还是通向翻译之"道"的经验叙事.     

新月派与中国传统文论

新月派受到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体现出对古典诗论的自觉追求,即一方面提倡新诗的格律化,接续了白话诗出现后一度被隔断的格律诗的诗歌传统;另一方面,强调理性节制情感,恢复了以含蓄蕴藉为美的古典美学原则.这不仅是对"五四"白话诗和自由体诗的反拨,也是对传统诗歌理论的继承和现代语境下的创新.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

在"失语"遮蔽了中国文论话语,中华文化严重"西化"的危机时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本文就如何体认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异质性,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塑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性、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又吸收作为全人类文化成就的新型话语系统进行思考和探讨.     

国内文化软实力理论的话语创新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软实力理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了西方"软力量"理论,继承了国内"文化力"和"文化生产力"等理论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从话语视角来看,文化软实力理论主要实现了话语体系、话语主体和话语内容的创新。文化软实力理论实现了从西方"软力量"话语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话语的转换,明确了文化软实力的话语主体,实现了话语内容的中国化。文化软实力成为当今流行话语之一,引领着时代话语的发展。     

论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和诗学意义

古史辨派《诗经》学是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过渡的重要阶段。他们解构经典,用民间歌谣作比较认识《诗经》的文学性质,释放了《诗经》的民间活力和诗性特征,使《诗经》阐释走向现代合法化之途。因此有必要借助西方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方法论上的参照价值,深入探讨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及其蕴含的诗学意义。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古典主义”阐释

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论题的拓展性探究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一个被遮蔽了的研究论题:古典主义在中国;二是古典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新月派文学创作之现象分析;三是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局限。事实上,展开"古典主义在中国"论题研究的视境,不仅可以勘探性定位、指述与审视古典主义与儒家传统学说的内在偶合性的思想蕴涵,而且足以使人们透过古典主义与现代中国20世纪文艺创作现象之新视点勾勒、总汇与披露而获得一种理性启示的思想张力。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近代报刊的发展与诗话的产生初探

近代报刊的发展和诗话的发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受西方文明影响产生而迅速本土化,并成为近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动力。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诗话的创作和刊载刊也日益发展,而国粹主义和鸳鸯蝴蝶派的产生与流行更是刺激了其走向繁荣;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作用亦得以显现。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和繁荣在古代文学向近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并成为旧文学在近代社会的最后一次"文艺复兴"。     

“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述评(1979—2013)

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进程中,从最初的译介、理论应用和实践到理论创新,叙事学本土化最为重要的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出了多维度的中国叙事学的学科方向,其中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学甚至第一次建构出其诗学框架,意味着叙事诗学理论进入一个全新境界。其二,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叙事学方法论,其中赵毅衡提出形式文化批评论主张深入文化深层探讨叙事形式问题;申丹提出的读者细读法可以解决叙事学在文本阐释的有效性问题;其三,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整理初见成效,中国传统叙事思想在赵炎秋和董乃斌等的努力下呈现出整体的历史样貌;其四,中国叙事学的空间意识个性已经发现,杨义对中国叙事学的早期构想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参照。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