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体育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研究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天人合一＂与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的影响,重视道德,为世界体育文化注入了新元素。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与儒学、道教融合交织影响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古代产生顺应自然、天人相应的＂养生＂体育文化,也为未来人类社会体育文化发展指明方向。     

儒学与世界和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文化视域中的儒学孝道思想:理论地位与当代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内在精神文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思想的最高理念是＂仁＂,而最有社会生活实践意义的却是＂孝＂。当今对儒学孝道思想的考察必须建立在对儒学孝道思想的内涵、发展、历史命运和现实状况的深刻了解基础之上。在当代,要按照平等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原则审度儒学孝道思想的当代价值,把其中契合中国现代化特征的积极成果保存和传承下来,在孝道教育和孝道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激发儒学孝道文化的内在生机和活力。     

简述儒家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

孔子所创立的以＂和＂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儒学已经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从分析儒家文化在闽台的发展和传承着手,指出儒学文化对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推动两岸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故两岸同仁应大力弘扬儒学精华,为构建两岸和谐社会服务。     

论新儒学对农村新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向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宋明新儒学作为国民心理结构的重要奠基,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农民的思想和生活。借鉴和弘扬新儒学中的＂克己复礼＂、＂格物致知＂和＂民胞物与＂等思想观念,将对现代农村和农民的道德生活、科学理性以及社会关系建设,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儒学的人格化与人格化的儒学

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必须从关怀人类未来前途的角度出发,以深刻的悲情大愿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回向天地社会,以话语的方式将古今圣贤一脉相承的生命体验呈现给人类.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是由人来担负的,儒家的真精神也是透过人格力量才有所体现的.离开了屹立在历史文化之上的具体人格,我们将无从感到儒家活泼、生动、感人的真情神.人格化的儒家精神不仅具有感召力量,而且也能厘定文化的价值秩序.人格化的儒学和儒学的人格化容易直入人的心灵,在理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引起人们的共识性认同,从而在更广大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儒家的生活智慧是将形而上学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智慧,主要以礼乐的形式给日常生活世界带来贴近人生的秩序化价值和富有生命气息的本体意义.因此既有必要重视儒学广大高明精微的一面,关注由于超越的冲动而激发起来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行为,同时也有必要发扬儒学笃厚平实中道的一面,致力于世俗世间人的具体生存如何合理合情安顿的问题.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东亚儒学之基本问题

东亚各国的儒学研究倾向于围绕本国所受影响范围进行展开。可是,单单以各国儒学为基轴而扩展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从一开始就跟进把握东亚儒学的整体状况。因此有必要存在两种儒学史。一种是以各国为基轴的儒学史,另一种则是一开始便着眼于东亚全体来书写的儒学史。各地的儒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即从中国单向地传往各地,而非相互交流影响。各地的儒学之所以独立性强,是受到了各地域国家意识较强的影响。而儒学的“天下”本来是指世界整体,并非某一个国家。在日本有言论称日本为“天下”,把日本看作一个世界,即各个国家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而这多个世界又包含在以中国为中轴的大世界当中。在这里各个国家处于“生态隔离”状态。儒学使用的概念能够包含多样的内容,各国才能利用它的特性来构筑本国特有的思想。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够获得表达方式,是以中国儒学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值得重视的是,在东亚地区,儒学是基础素养,儒学形成了文化知识的共同基础。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通过系统理论地说明东亚儒学的历史存在意义,使之与西欧思想相对化;其次,要系统理论地说明儒学在多样社会中具有明确的存在意义。     

东方儒学论纲

东方儒学论纲蔡德贵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尤其是东方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所指的东方儒学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儒学文化圈国家的儒...     

民心何足恃——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一个解释困境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从属于儒家民本思想的一个通俗表述,得到了学界和民间的普遍认同。然而,这个理论在中国历史中却很难被证明。尽管官方和儒生极力鼓吹,但是"民心"与政权得失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对应关系。在暴力和强权面前,"民心"往往呈现出扭曲的状态,很难考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可以被看作是儒家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理想,这也客观反映了儒家信条在中国古代的实际地位。     

儒家“活法”与儒式公民社会

所谓儒家"活法",是指由传统儒家倡导的义理,经历史流变而内化为人们所广泛践行的柔性社会规范,它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上的一种传统而又现实的"微观制度"。基于儒学义理两千多年的社会化历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的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特征,其公民社会可界定为儒式公民社会。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与制度供给模式来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在理论上会形成误判,而且在制度构建上也可能会陷入误区。     

“他者”的缺席与在场——简论《礼记》的诗性伦理逻辑

《礼记》展现出的是儒家相互依赖的关联性宇宙论与世界观。“在场的他者”和“缺席的他者”分别是《礼记》两个重要的伦理逻辑节点。以精神领域的永恒在场为前提,缺席的“他者”形象影响着君子的入世行为。经由对于他人在场的合法性确认,在场的“他者”撑开了儒家生命化了的空间直觉。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礼”与“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设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是等级秩序与和谐的对立统一。“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直至今日,儒家礼乐文化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儒家“中和”之德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的＂中＂德,不仅是＂至德＂,并且是本体论和方法论。作为方法论,是动态地把握事物矛盾的＂度＂。＂和＂指统一体内有差异的多种因素间的协调。＂中＂、＂和＂是体与用、因与果的关系。＂中和＂之德,被诸多世界著名学者视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社会的良药,＂儒家文化圈＂诸国从中受益甚多。     

近二十年孔庙研究成果综述

随着"国学热"和海外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研究孔子和儒学,而孔庙是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和儒学精神的物质载体,因此,研究孔庙对于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孔庙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本文通过以时间为轴分类、分主题的梳理方法,将近二十年来的孔庙研究成果予以综述,肯定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不足,并对未来走向提出期许。     

重释《论语》：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孔子的政治与文化哲学理路是“道”,即“秩序”。孔子学说的根本特点,在于以文化关系为本来规范政治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具有先天属性、第一性的父子关系来类推、规范具有后天属性、第二性的君臣关系。这实质上赋予了君臣关系以父子关系的伦理属性,从根本上稳定了传统的君王政治体制,实现了孔子之“道”。近现代以来,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儒家文化的政治文化伦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祛除其与君王政治体制相关的各种文化伦理。而儒家其他方面的文化规范,至今仍具重要价值。     

现代＂儒商＂特征四议

在中国,＂儒商＂显然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儒＂的要义,首先不在一般的文化层面,而应在较高的思想层面。然而,用＂亦商亦儒＂作为＂儒商＂的衡量标准,显然有＂求全责备＂之嫌。＂儒商＂应该是指具有儒素的商人。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以产生＂儒商＂。在现代社会,＂儒商＂有新的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考量商人（企业家）是不是＂儒商＂的两个硬标准。     

论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政治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开始组成了不同的派别,都想来拯救世界。各派争芳斗艳,都抱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对如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各派都设计出一些理想的治国之策,对于儒学来说更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主张"宽猛并济";孟子倡导"仁政",主张"推恩于民";荀子"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们的治国思想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的思想。儒家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