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成龙《惩毖录》的史料价值——兼论柳成龙关于明朝江南人沈惟敬的评价

柳成龙在壬辰、丁酉之役中作为朝鲜的领议政,掌管朝鲜军政大政,为恢复朝鲜兵制、改善筑城技术和训练朝鲜士卒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作为朝鲜的首相,其负责接待明朝将领,并协调与明军联合作战,督运粮草,在协调明军与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中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其晚年撰写的关于壬辰、丁酉倭乱的《惩毖录》,虽体例非一,但据本人亲历事迹秉笔直书,堪称实录,留下了研究壬辰倭乱时期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对明朝派去主持议和活动、长期为学术界定性为"市井无赖"的浙江人沈惟敬辩诬,值得后人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建州、毛怜二卫设置后同李氏朝鲜的关系

明朝时期 ,由女真族所建立的建州、毛怜二卫与朝鲜皆有过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尤其是建卫之后 ,朝鲜政府神经紧张 ,双方矛盾冲突不断 ,时战时和 ,期间史事纷繁 ,从特殊的角度反映了明代中朝之间的关系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历史镜像中的《皇华集》诗歌——《李朝实录》、《皇华集》的互文阅读

明朝与李朝建立宗藩关系后，自正统十四年始，明朝文臣出使朝鲜之际常与朝鲜文臣应酬唱和，诗酒雅会间创作了大量诗文，朝鲜政府将其刊刻为《皇华集》。作为一部大型的唱和诗文总集，《皇华集》的强烈的政治外交色彩，使诗歌背后的真意只有借助《李朝实录》方能窥出。现通过文史互证，揭示《皇华集》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文学文本的政治外交和历史文化意义。     

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各自决定派兵赴朝的原因

１８９４年，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经历了做出决议、派人接触和正式“呈文”三个步骤，有一个演变过程。６月２日，朝鲜正式请兵和清政府决定派兵尚未发生，日本政府就悍然做出立即出兵朝鲜的决定，其借口是“朝鲜官兵屡败，乱民猖撅”；依据为日朝《壬午条约》。清政府所以决定派兵赴朝，是采纳袁世凯主张出兵的建议，接受朝鲜政府的正式邀请，至于日本方面的怂恿、引诱虽然起了某种作用，但却非主要的，更非唯一的     

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壬辰倭乱时期移居明朝的朝鲜流民考

朝鲜朝壬辰倭乱时期,因战争和饥荒,朝鲜流民不断涌出.其中,一些人为了生存自行越境,或投靠明军,后以同行的方式迁入中国.明军出于救济难民、便于活动、增强军力等多重考虑,大量接收朝鲜人于军营中,后来明军撤兵时带领他们迁入中国.迁入中国的朝鲜流民人数有数千人,他们主要流浪乞食或做家丁、或成为边防地区的军人,也偶尔有人从商等.其中,军人被视作有望在短期内提升身份地位的捷径.朝鲜流民虽对故国满怀乡愁,但在回国意愿方面,受入境过程的自发性与被动性、在故国有无亲人、在中国有无职业及满意度、成婚与否及有无妻儿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     

宋应昌朝鲜讲学活动考——阳明心学在域外的一次“外王”实践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之后,信奉阳明心学的宋应昌被明廷任命为经略,作为明军的最高指挥官前赴朝鲜。在朝鲜期间,除指挥明军作战外,宋应昌还曾与朝鲜官员李廷龟等人讲学长达数月,并通过公文与当时的朝鲜国王宣祖论学。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除了学术目的外,还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图。通过向宣祖讲论"明德""亲民",宋应昌试图劝阻朝鲜方面处死投降日本的本国民众的做法,并促使朝鲜方面妥善安置这些降民。而将朝鲜世子光海君的讲官李廷龟等人召至幕下讲学的目的,则是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心学思想教育光海君,以期其将来能够带领朝鲜实现中兴。不过,由于宋应昌与朝鲜君臣在粮草供应、和战方针等问题上的激烈矛盾,加之朝鲜方面尊奉程朱的学术宗尚,使得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努力归于失败,其学说始终未被朝鲜方面接受。     

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

有韩国学者认为壬辰战争时期粮饷缺乏责任在于明朝方面,粮饷缺乏又为明朝议和提供了借口,而粮饷优先供应明朝军队又造成朝鲜军队解体。但事实上通过对壬辰战争初期(明朝万历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一年四月)的粮草供应和运输环节的专门考察来看,当时粮草的缺乏主要在于朝鲜未能解决粮草的征集和运输困难,在于朝鲜政治腐败和政治效率低下;而粮草供应严重不足又直接制约了明朝援军军事行动的展开,致使明朝与日本议和。至于朝鲜军队的解体,在明朝援军进入朝鲜之前就已出现。它表明正是朝鲜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使其失去了应对重大战争灾难的能力。     

黄遵宪《朝鲜策略》与近代朝鲜的开放

19世纪末期,朝鲜的命运和未来,引起清朝政府的关注,有识之士纷纷建议劝说朝鲜开放。黄遵宪撰《朝鲜策略》提出“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主张,为朝鲜划策,首先与美国建交,联合拒俄。《策略》在朝鲜引起举国震动,守旧派发起万人上书运动,朝鲜政府决议开放、改革,设立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李鸿章邀美国特使到天津谈判朝美建交事宜,终于实现缔约。由此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外交官灵活务实的思想,和陈腐的洋务派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

明朝建立后,为了彻底剿灭北元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兵北征蒙古。在对蒙作战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上,明军进行了精心布置,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其时空分布主要依据明军战略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洪武时期明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试论《大理战书》

一、问题的提出 洪武14年,即明朝1368年建国的第14年,朱元璋鉴于孤守云南的元代梁王拒不归附,才亲自部署并派出了征云南的30万大军。此间朱元璋曾多次向云南派出“诏谕”的使节,但梁王并未悔悟。元末明初的知名文人王祎在1372年奉命“诏谕”梁王时被害,朱元璋的另一高级官员——湖广参政吴云,也在1375年履行“诏谕”云南的使命时被害。而梁王与逃亡到漠北的北元皇帝联系的官员被明军捕获后,朱元璋却一再释而不究。这一切自然构成了朱     

明朝的备边政策与哈密卫的设置

（一）洪武元年（1368），朱元津称帝于应天，明朝建立。在明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全国的许多省份相继落入明军手中。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仓皇逃亡蒙古草原。明军挥师西进，到洪武二年底，山西、陕西的大部分地区也被明军攻占。原盘踞在这里的元朝重臣扩廓贴水儿败退至甘肃北部。洪武三年（1370），明军又从两个方向对元军发动了新的攻势。一支由李文忠和冯胜率领，出居席关，攻打元帝所在的应昌路（在达来诺尔附近），另一支由徐达、邓愈与汤和率领，出西安，攻打扩廓帖木儿。两路大军均大获全胜。…     

论日本大陆政策与朝鲜“七·二三”事件

一、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日本大陆政策的提出,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了。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1870年,佐田白茅上书日皇,倡“征韩论”,把日本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了。其书称:“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不惟一举屠朝鲜,大练我兵制,又大辉皇威于海外”。所谓“征韩论”,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1882年,日本迫朝鲜政府签订《济物浦条约》,从而得以警卫使馆的名义,在朝鲜驻兵。这是日本首次取得在大陆的驻兵权。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略论清末民初中日朝三方对朝鲜移民东北的举措

清末民初是朝鲜移民迁入我国东北的高峰时期。大批朝鲜移民涌入我国东北地区在当时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和朝鲜政府三方的角度分析其对待朝鲜移民的态度及举措。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