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读《李愬雪夜入蔡州》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资治通鉴》是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奉宋英宗的诏令主持编订的。参加编写的还有历史学家刘攽(bin)刘恕、范祖禹三人。他们先分段写成长篇,最后由司马光定稿。此书录述上起战国周烈     

讀《通鑑考異》札記三則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鑑》的同时,“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通鑑考异》一书,虽然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鑑》的副产品,但是,这本书的参考价值是非常高的。我读《通鑑考异》之后,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同志们。(一)《通鑑考異》中的参考书目司马光编写《通鑑》,到底参考了多少书,至今说法不一。《通考》转载高似孙的《緯略》说:“《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崔万秋在其     

刘恕年谱

刘恕(公元1032—1078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便是在刘恕和刘攽、范祖禹的协作下写成的,刘恕实际上是全书的副主编,《通鉴》的体例是他和司马光共同商订的,(司马光说“讨论编次多出于恕。”)全书份量最大、最难处理的魏晋南北朝、隋和五代部分的长编,也是刘恕编写的,司马光说“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蒙成而已。”刘恕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注意广泛搜集材料,正史之外,“闾里所采,私记杂说,     

《类篇》试探

《类篇》是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间王洙等人受诏根据《集韵》编修的一部字书。司马光继任编修时,书虽然基本完成,但他亦进行过细致整理。《类篇》现存版本中影宋抄本质量最佳,体例上富有特色,注音与《广韵》比较,其反切用字在声调、韵尾、等、呼上作了调整,大量增收了读音,与《玉篇》比较,字数、字义增加,注释却简洁、精炼,并继承了唐宋字书的优点,是现今研究唐宋时期文字学水准的宝贵资料。     

关于司马光《历年图》的几个问题

《资治通鉴》的正式编修,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然而早在此前,司马光已久蓄编修一部编年体通史之志,但由于内容浩博,工程巨大,“私家力薄,无由已成”,就先编写了一部简明编年体通史《历年图》(以下称“初编本”),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剪裁史料,加工整理,另成一书,仍以原名命之(以下称“删定本”)。前者早已散佚,后     

论谏官司马光

司马光从宋仁宗嘉祜六年(1061)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知谏院, “以言事为职”。这五年在他的官宦生涯中只是短暂的一小段,但却是他政治思想和精神风貌集中表现的五年。他为了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倾输胸腹之所有”①,屡屡奏言,仅《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中所收录的奏章就有一百七十八份。所以对他五年谏官生活的言行进行剖析,是研究这一人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有裨于对北宋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和认识。一、分主次首陈治纲     

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

在我校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上,我曾提山一篇《<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其中对王曾瑜同志《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不久,他又发表了《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辩驳,读后尚有疑义,故特再作剖析,以就正于王同志与其他读者.我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刘恕编写长编,究竟先写“前五代”(魏晋以后的南北朝至隋),还是先写“后五代”(梁、唐、晋、汉、周)?而分歧的具体表现则在对司马光《赔刘道原书》的理解上面,我觉得司马光给刘恕的这封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钥匙,为了辨明问题的真相,有必要将此信全文抄录如下     

脚踏实地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因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一度被贬(biǎn)。在被贬官的日子里,他仍是忠心不改,决心编写一部总结兴亡教训,可供统治者借鉴(jiàn)的历史书,这就是《资治通鉴》。为写这部书,他勤奋刻苦,有时甚至整夜不眠。为保证著作的真实严谨(jǐn),他阅读千余本资料,态度非常认真。司马光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赢得了人们广泛的赞赏和钦(qīn)佩,他的朋友邵(shào)雍(yōn3),北宋著名哲学家,称赞他说“:你可真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啊!”出处宋·邵(shào)伯温《邵氏闻见录》含义比喻做事踏实认真,不轻浮。脚踏实地…     

实录不实的一个例证

《明实录》记明朝皇族内部斗争,多掩饰失真。南官复辟与景帝之死,即是一例。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发动瓦刺军四路侵明,大同告警。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结果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为了应变,英宗弟郕王监国,后为景帝。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回到北京,住在南宫。景泰八年正月,英宗乘景帝生病,夺取东华门,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史称此事为“南宫复辟”。英宗复辟后三十二天,景帝就死去了。关于南宫复辟,《英宗实录》卷二七四记载: 天顺元年(1457)正月壬午,上复印皇帝位。时武臣总兵官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輗、张軏等,文臣左都御史杨善、右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内官司设监太监曹吉祥等知景泰     

司马光学风三论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在历史上享誉甚高,这些成就的取得均与司马光踏实严谨的治学风格,即不取《春秋》笔法、立足“参考群书”、不语神怪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谈司马光的治学

《资治通鉴》是蜚声中外的史学名著,主编司马光是立有不朽之功的伟大史学家。开展对《通鉴》与司马光的研究和讨论,应当是目前史学史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拟从司马光的治学情况加以探讨,以求揭示《通鉴》一书的完成,与司马光治学内容的密切关系。一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其家素清寒,但终究世代为宦。因此,读书从政,成为这个家族子弟的必走之路,正如司马光所云:“徒以儒术承家,早用门资署吏。”(《司马温公文集·谢检讨启》,下简称《文集》)司马     

论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业绩

唐太宗的政绩,前人论述甚多,而对其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却少有专述。本文拟从这方面,试加评论。(一) 隋末战乱,古籍散亡极为严重。唐高祖李渊采纳秘书监令狐德棻的建议,用高价购募遗书。与此同时还增置楷书,组织专门人才缮写古籍,其结果是“数年间群书毕备。”(《唐会要》卷三十五)唐太宗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贞观二年接受魏征的建议,对五经、史记、诸子、诗赋等,重新校定,“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引文同上) 为了治国急需,唐太宗于贞观初年命魏征、虞世南等人编写《群书治要》,凡五十卷。资料取之于六经、诸子等古籍。贞观五年该书完成,太宗赐诸王各一部,以备攻读。(《唐     

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一封信,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二月。这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巳进行整一年了。 在过去这一年里,王安石提出了几项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先后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役法的改革,也正在积极酝酿中。他的这一系列变法措施,打破了当时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搅扰了“习于苟且非一日”的士大夫的酣梦,捅了顽固派的马蜂窝。那些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的顽固派,一个个惊讶莫名,大为震怒,在司马光的指挥和影响下,纷纷跳了出来,向王安石发动了猖狂进攻。司马光的喽曪吕诲打先锋,滕甫、郑獬、王拱宸、范纯仁、祖无择、周(岂页)、苏辙等接二连三地跟着起哄,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熙宁三年,顽固派头子司马光亲自出马。他一方面配合顽固派“元老重臣”韩琦,向皇帝     

从《通鉴·唐纪》看司马光反佛思想

本文从剖析《通鉴·唐纪》所载佛教史料入手,并以书外的有关言论相印证,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认为司马光反佛,是因为佛教耗蠢天下财富,佛教徒是社会动乱的因子,佛教“无益于民,有害于国”。本文还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与唐代反佛志士有关思想相比较,指出司马光反佛思想还没有摆脱唐人反佛的老路,而且与其温和的政治态度相一致,反对过激抑佛行为。     

皇家藏书楼——“文淙阁”（六）

文淙阁位于镇江金山寺,建于乾隆四十四年,据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修建南三阁,赐赠《四库全书》是为了“嘉惠艺林,启迪后学”。虽然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毁掉了一些书,但总的来说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至今也是学界十分重要的一部大书。在当时,建南三阁更是轰动江南学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建起庞大的文淙阁仅用一年时间,并且其中有诸多的工料都是当地人捐献的,镇江人对于文化的热心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王安石的《言事书》与司马光的《论财利疏》

北宋中期,一些有识之士从爱国爱民出发,奔走呼号,上书言事,力主改革弊端,振兴朝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言事书)及司马光的《论财利疏》,是当时有影响的书奏,通过对这两篇书奏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经济思想,而且可以了解王安石为什么推行变法,以及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原因,由于史学家对《言事书》评论较多,而对《论财利疏》则重视不够,本文重点探索后者的内容及其意义,     

古代藏书家趣闻

司马光珍惜书籍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藏书甚丰，据说，各种书籍总数在万卷以上。他读书甚勤，但这些书仍簇新如故。原来，司马光对书非常爱惜，他每次看书之前，一定要把几案擦拭干净，把书放得端端正正的，然后坐下看书。他还专门做了一个木制方板，每当他要一边踱步一边看书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由于撰写编年体一书《资治通鉴》的卓著功勋,长期以来被人们所称道.但在评价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时.多有不公正之论,许多人笼统地评价其《资治通鉴》全书贯穿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念,认为“司马光对于正统论非常重视”,似乎“正统”观念成了他全书的突出特点.事实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表现出的历史观,已脱离了史学传统思想中正统论的藩篱,体现了他不重视正统,同时具有违背正统论的非正统思想的进步特点.对此,在史学界,至今提及甚少.那么,司马光在史学方面表现出的非正统思想主要表现在哪里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正统,即正统思想有哪些表现形式和内容.其次是要了解司马光的史学思     

欧阳修“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探微

欧阳修在北宋治平、熙宁年间“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任职超常,这不仅反映出北宋元丰新官制变革之前欧阳修职务变迁的特点,也源于欧阳修的政治立场。欧阳修在嘉祐年间赞立英宗以及濮议之争中坚定支持英宗,使其官职不断升迁,但同时也使其遭受到巨大的政治和人身攻击,被迫乞求外任以全身远祸。英宗为避免出现台谏官员与中书官员争论不休、朝臣分化的局面,恩准欧阳修外任,却给予了额外恩遇。因此,“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既是欧阳修政治荣宠的表现,也暗含着无限的政治隐忧。     

一本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存的黑书

由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六年版),是一本从结构到内容都按“四人邦”旨意编写的反革命“邦书”。这本书集中反映了“四人邦”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仇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整整反动思想体系,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猖狂进攻,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存的一本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