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之"其他方法"的解释边界——以反向刷单案为切入点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传统行为方式限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的物理性生产资料破坏,但因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罪情,司法实践中已通过客观解释方法对"其他方法"进行了 3次扩张解释,然而以入罪为导向的客观解释存在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以主观解释之原则性对客观解释的任意性进行了限制,但仍存在主观解释依据形式化和主客观解释逻辑倒置问题.应针对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之不足进行修正,以同质解释替代同类解释,通过探究前实定法的法益与类型性构成要件行为性质,在目的同一性与功能同一性重合的范围内确定主观解释的边界为"通过使必要的生产资料丧失效用,支配性地使生产经营活动无法进行";重视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主观解释完成对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扩张解释任务,在主观解释的边界内适用客观解释进行适应现实变动的具体解释.     

寻衅滋事罪口袋化的司法限缩路径

针对寻衅滋事罪的不断口袋化,在司法层面的应对方案不能只是局限于构成要件的限缩解释与法益内容的一般界定,而应当对寻衅滋事罪在解释论层面予以体系性的分析与构建,包括有针对性地强调在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解释中格外遵循罪刑法定的刑法解释基本原则,以刑法解释基本原则来限缩该罪的不合理扩张。在明确该罪法益内容包括社会秩序与个体权利的基础上,对法益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出说明,进而以法益关系来制约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成立范围。为了避免该罪的适用经常存在类推解释的嫌疑,应当具体明确有利于限缩该罪成立范围的主要刑法解释方法,禁止类推解释以及尽量避免容易导向类推解释的扩张解释,以解释方法对寻衅滋事罪的司法适用予以合理控制。注重不同部门法之间的有效协同,遵循谦抑原则,将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置于整个治理体系中予以观察,坚持刑法作为保障法的规范地位。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之争及我国刑法的路径选择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话语与分类方法不同,我国当前没有必要推翻罪数论并全盘引入竞合论。否则可能出现知识对接的难题和司法适用的困惑:现有的牵连犯形态在竞合论中缺乏体系地位安置;有权解释和竞合论原理冲突;支撑竞合论的行为个数理论判断标准不明确,国内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基础。因此,罪数论更加适合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习惯的现实。同时,我国的罪数论体系可以进一步完善:重视想象竞合犯的明示机能;承认吸收犯是包括的一罪,将伴随犯、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及法条竞合犯中的吸收关系归入吸收犯的范围;在法条竞合犯中,消解吸收关系和择一关系,承认特别关系和交叉关系,限缩单纯的一罪,扩张包括的一罪。     

寻衅滋事罪的适用与改造

认定寻衅滋事罪的根本在于是否侵犯社会秩序法益。寻衅滋事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司法行为的界定模糊、对“公共场所”的解释不一致等问题。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在刑法条文的框架下合理解释口袋罪名,规范适用目的解释方法,适度限制实质解释和扩张解释的冲动。     

“律师伪证罪”行为方式规范分析

"律师伪证罪"是《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通俗称谓。妥当地解释本罪行为方式对于平衡法益保护和保障律师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不损害证据的物质形态,而是将证据丢弃于一般人不可能再行控制的场所,属于毁灭证据;毁灭证据不包括隐匿证据。变造证据属于伪造证据。"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包括四种行为,其中的"证据"不包括言词证据,仅限于以物质化载体表现的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中的"作伪证"必须既有违证人记忆,同时违背被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应实质地解释为"作伪证";只有以某种利益相引诱,使证人在利益权衡中影响了意志的自由表达,才属于本罪中的"引诱"。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适用研究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是一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对本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脱离对其法益的理解。"组织行为"可以表现为暴力、胁迫、雇佣、引诱、拉拢等方式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不仅包括一般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还包括犯罪行为;不仅包括应受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还包括不受处罚的纯客观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本罪与共犯的竞合问题应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及犯罪的数额大小具体分析。     

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一大亮点，是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增设了袭警罪。袭警罪的增设，不仅及时回应了近年来袭警犯罪案件不断攀升的现实和严惩袭警犯罪的呼声，而且为依法惩治暴力袭警行为提供了充分的规范依据，有助于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时的执法权威和人身权益。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暴力袭警行为主要通过妨害公务罪进行规制，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为暴力袭警行为配置独立的法定刑后，意味着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制正式从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模式调整为袭警罪独立规制的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袭警罪，让规范背后的立法目的在实践中得以真正实现，是当前最为紧迫、重要的研究课题。立足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在具体理解适用袭警罪时需要注意的是，其行为方式"暴力袭击"，应突出人身要素，应将其解释为针对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人身施加的有形强制力，既包括直接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也包括通过其他物体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暴力，但不包括不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和"软暴力"；其行为对象"人民警察"，不能脱离立法目的单纯进行文意解释或者机械地追求法秩序统一，应当立足当前警察执法实践从职务而非身份的视角进行认定，除有正式编制的人民警察外，正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警务辅助人员也应当属于"人民警察"的范畴；其限制条件"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应当从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适当的扩张解释，将依法处于与执行职务行为密切关联的状态也认定为"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其加重处罚条件，需要按同类解释原理认定兜底性手段，并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实质限缩。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中剥离后如何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对暴力袭警案件的正确处理也十分关键。从立法目的和构成要件看，新增的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应按照特别条款（《刑法》第277条第5款）优于一般条款（《刑法》第277条第1款）的规则处理。此外，暴力袭警过程中抢劫、抢夺人民警察佩带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导致人民警察出现伤亡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还有可能会触犯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等罪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等规则进行处理。     

论票据诈骗罪的认定

当前,票据诈骗罪十分突出.针对该罪规定得较为原则和概括,加之无具体详尽的司法解释,文章重新界定了票据诈骗罪的概念,认为"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是该罪的必备条件,同时在间接故意中该罪不能成立.为便于司法操作,作者详细阐述了本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和界限辨析,指出行为人所实际骗取的财物价值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定标准,是否实际骗到财物是判断本罪构成的未遂与既遂的标准.     

高利转贷罪的扩张适用与限缩路径

高利转贷罪是存贷犯罪体系中的一种过渡性罪名，设立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时代。随着金融市场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对本罪的司法适用应当秉持更为严格审慎的态度，而与之相反，对本罪定性要素的扩张解释使其司法适用呈现扩张趋势，这与刑事立法目的、刑法谦抑性、平等原则、体系解释相违背，应当从界定“套取”行为和“信贷资金”,并以“造成重大损失”为客观处罚条件3条路径对本罪的适用进行限缩，阻止高利转贷罪的扩张适用，维护立法目的与司法实践的统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司法实务认定的偏差与纠偏

非法集资犯罪中司法实践涉及最多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罪在司法解释的规定与司法适用两个层面上存在完全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司法解释对于本罪成立的非法性、利诱性、公开性、社会性"四性特征"有着精细的规定且不断通过新的解释进行修正,显示出定罪慎重的态度;另一方面本罪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过度扩张倾向,部分民间融资、民间借贷行为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实践中,"四性特征"平面一体化综合认定犯罪的定罪思路是本罪过度扩张的直接原因,弱化非法性、重视保本付息的定罪作用、存款异化为资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方式不分均是弱化非法性定罪的当然结论.因此,从方法论视角出发,将现有的平面一体综合认定犯罪的思路纠正为以非法性特征为基础和关键、其他三性特征为辅助判断的层次判断思路,是解决本罪扩张化倾向的有效对策.     

刑事司法语境中恶意欠薪入罪化的体系性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国家机关是该罪的犯罪主体。欠薪行为人罪化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具有恶意。“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规定对关于恶意的证据认定做了有力补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结果犯,影响该罪成立的是追诉时效。该罪的免责条款规定较为严格,而这实际上与该罪设立之初的立法原意相违背,应当予以修正。     

论提单签发的法律责任和风险防范

承运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如实签发提单,承运人不如实签发提单的行为,如倒签提单、预借提单或凭保函签发清洁提单,无疑构成对收货人／提单持有人的一种欺诈,并应当对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享受中国《海商法》规定的赔偿责任限制。对此,承运人应当从严把握签单,对保函的接受亦应当慎重。     

论我国行贿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之规定为比较视角

同《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规定相比,我国行贿犯罪需作如下完善:其一,在罪种上新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对有交易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前者可以提升我国行贿指数(BPI)排名,后者能够弥补行贿罪惩治范围的不足。其二,在主观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代之以"意图收买职责行为",惩罚为正当利益而行贿者不存在刑法强人所难。其三,在客观上修改贿赂内容为"利益"并扩大行贿方式为"许诺、提议或实际给予",可以通过行贿行为定罪和行贿后果量刑的方式来解决提供非财产性利益行贿的认定难题。其四,在刑罚结构上调整罚金刑的设置并增设资格限制刑等。     

再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论争,保留论者对嫖宿幼女罪合理性的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该罪名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司法实践与效益对比诸方面均存在缺陷,并且无法通过解释论进行解决。从短期来看,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改时,司法上应该废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将相关行为纳入相关犯罪条目进行规制;从长期着眼,应该坚持平等保护幼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刑事政策,彻底废除嫖宿幼女罪罪名。     

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重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使部分与普通抢劫罪不具同质性的行为也被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具有根本性缺陷。为此,提出对第269条提出重构建议: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实际占有财物的情况下,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此重构后,将有益于在转化型抢劫罪的诸多争论问题上形成统一认识。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现代刑事法治之构建

现代刑事法治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石,秉持理性的刑罚观,以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在刑事层面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注国际刑法的国内实施问题,以更好地履行国家所承诺的国际义务.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定罪问题探究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不用对绑架罪负刑事责任确实存在法律漏洞,但是可以通过将绑架罪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再适用非法拘禁罪第二款中的法律拟制,让未成年人对并无杀害故意但是用暴力引起的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况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直接或者间接造成死亡结果,以及使用残忍虐待手段迫使被绑架人自杀的,也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加以处罚。     

论犯罪构成的诉讼机能

犯罪构成的阶层性或平面性。不能决定“法庭话语权的平衡”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犯罪构成模式能够设置一定的诉讼规则，体现一定的诉讼职能和目标。大陆法系阶层递进式犯罪构成模式，设置的是普通法系的可废除诉讼规则。由于缺乏程序要件的保障，虽然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却有损司法公平，不利于人权保障，不值得借鉴。     

票据诈骗犯罪问题研究

目前在我国,利用金融票据或针对金融票据而实施的诈骗犯罪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并且涉案金额巨大,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本文立足于金融实际,考察票据诈骗犯罪问题,针对票据诈骗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力图对这一新型经济犯罪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从票据诈骗犯罪的概念特征、具体类型、犯罪构成及打击与防范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我国票据诈骗犯罪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