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视角的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博弈

企业作为一系列投入要素的契约集合,其契约的核心是对企业剩余的配置.企业剩余配置机制是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核心,股东和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是一种双向的动态的重复博弈过程.关于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本质上也是为了通过创造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度来获得更大的企业剩余控制权,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过程就是这种动态重复博弈的表现.但是,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上处于一种古典类型向现代企业的初级转型阶段,公司的股权虽然分散,但股东通过各种方式强化了对公司的控制权,管理者与股东争夺控制权的博弈并不明显,导致管理层与股东形成"联合企业家",通过"侵占效应"、"共谋"侵占.     

风险投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综合治理——传导效应研究

风险投资治理是综合治理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两重委托代理治理的总和,还应当产生风险投资两重委托代理关系之间的“传导效应”,最终实现风险资本的初始委托人（初始投资者）对风险资本最终代理人（风险企业家）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之间传导效应的产生在于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订立契约时考虑了风险资本家侵占初始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风险资本家侵占初始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又取决初始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签订的契约。     

中日雇佣制度的比较——隐性契约理论的视角

文章运用隐性契约理论分析了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中国的固定工制度。日本的企业对于自己的资产具有剩余控制权,注重建立并维护自己的声誉,企业和员工达成一种长期雇佣的默契,他们之间是一种重复博弈,是一个标准的隐性契约。中国过去的国营企业没有自己的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更没有自己的声誉,国家间接地替员工和自己签订了一份终身雇佣的合同,企业和员工之间是一个一次性博弈,当员工的权利受到伤害时无法用退出权来保护自己,这种雇佣制度是一个更多的附有显性契约性质的隐性契约。二者的执行及激励约束机制完全不同,从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效果。     

剩余控制权机制设计与数据流通秩序的法律治理

现实的权利不可能在法律文本中被完全界定，无论作为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抑或作为当事人之间交易性质的合同都存在空白、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但在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履行中，最终会由不完全契约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不仅仅是当事人)确定，因此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由剩余控制权决定的。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民法典》明确将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但却选择性地搁置了对数据进一步确权的问题。当数据权益无法清晰界定或者清晰界定的成本过高，依据机制设计的要求，通过对数据流通过程中重要环节、关键辅助环节或主要运用场景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定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由于决策信息成本的约束和政府激励手段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配置得完美无缺；而明确将某一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当事人、第三方专业机构等，依然是希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配置。中国目前关于数据权益保护和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则选择已经走向“责任规则+管制规则”的组合模式，可以运用诸如标准合同、企业数据保护信誉机制、技术标准、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定价机制等，对某些重要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予以明确，以支撑相应法律规则的...     

风险投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综合治理——传导效应研究

风险投资治理是综合治理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两重委托代理治理的总和,还应当产生风险投资两重委托代理关系之间的"传导效应",最终实现风险资本的初始委托人(初始投资者)对风险资本最终代理人(风险企业家)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之间传导效应的产生在于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订立契约时考虑了风险资本家侵占初始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风险资本家侵占初始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又取决初始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签订的契约.     

不完全契约与产权配置

产权配置的重要性来自契约的不完备性。当契约不完全时 ,谁有权对契约中未规定的情况做出决策 ,即“剩余控制权”或产权的配置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企业一体化过程中产权的重新配置与合并后企业的投资激励和效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债务契约、财务冲突与控制权配置：述评与框架

与传统新古典财务理论不同,产权理论将企业融资契约的缔结过程视为企业控制权配置或争夺过程。债务契约是核心的融资契约,其使用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企业融资契约的结构,同时也反映了企业所有权结构或者企业治理结构的一般特征。基于企业财务冲突与控制权配置的角度,本文对债务契约与控制权配置关系的理论研究所经历三个阶段(早期的静态控制权理论模型阶段、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模型阶段、不完备契约理论模型阶段)进行了理论梳理与述评,并对GHM理论的债务契约与控制权的配置目标与机理进行了论证。     

基于知识资产控制权优化配置的创新合作研究

服务外包项目中,顾客与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创新合作易受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无效配置的限制,已有研究根据GHM模型中的一次性静态博弈分析结论去研究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创新合作,无法有效预测长期合作关系下顾客与供应商建立起信誉机制后,基于重复博弈所做出的行为决策。故建立重复博弈模型,在顾客与供应商之间,基于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的创新合作问题中引入信誉机制的作用,分析了无限重复博弈和有限重复博弈两种情形下顾客与供应商之间,基于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的创新合作的实现条件。结论表明,当顾客与服务供应商之间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时,信誉机制的作用能够促使外包项目中知识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得到优化配置,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创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     

论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法律对策——基于股东表决权的剖析

对公司控制权的判断标准实质上有主体判断标准和客体判断标准之分。主体判断标准是指公司控制权归属于股东、管理层、债权人等主体。客体判断标准是指通过是否拥有行使公司控制权的基础性权利———表决权,来判断公司控制权的归属,而无需考虑行使表决权的主体是谁。对于公司控制权归属的判断标准应由主体判断标准向客体判断标准转变,因此,表决权也就成为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核心。在以表决权为核心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通过对表决权行使方式的完善,继而规范公司控制权的争夺行为,为控制权争夺的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治理效率分析

企业可以看作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契约本身作为配置产权和分割租金的手段也是一个有效的治理工具.从契约的角度来看,治理机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和弹性治理.对于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来说,治理效率就在于契约的有效履行;对于弹性治理来说,治理效率主要在于剩余权利的有效配置.因此,公司治理效率就可以理解为基于契约的履行效率和剩余权利配置效率基础上的企业契约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率.由于契约条款很难得到不折不扣的履行,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也难以充分实现对称配置,因此,合作效率的提高还需要在契约履行和剩余权利合理配置基础上充分利用关系契约治理.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企业避税行为研究

税收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能通过各利益相关者影响公司的内部资本结构组成,进而影响企业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由于公司内部存在管理者对股东的利益侵占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两类行为,管理者和股东具有不同的避税倾向和选择,当管理者持股越多,其选择避税的可能性越高,而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容易选择避税行为。企业避税行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内部资本结构、利益相关群体、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水平的影响显著。我国应从加强低治理水平企业的税收征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弱化不合理避税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避免利益侵占、塑造公司治理文化创造企业诚信以及管理者适当持股消除短视税收行为等方面来优化企业税收征管。     

PPP项目收益原则下的剩余索取权安排

利用PPP项目三阶段博弈协商模型,考察长期关系型契约对控制权配置的影响,在存在自利性投资情况下,PPP项目能否实现合作剩余有赖于剩余索取权的有效安排.在PPP项目收益原则下,部分剩余索取权会虚置,与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原则产生矛盾.我国PPP项目普遍设置最高收益,可能扭曲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机制,导致PPP项目三阶段博弈协商模型无法完全实现,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不能达到最优配置.通过引入公共产品消费者参与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既可以实现PPP模式的公共性目标,又可以解决部分索取权虚置问题.PPP项目收益控制和价格调节与剩余索取权有效配置相结合的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剩余索取权有效配置与公共利益最大化.     

进入权理论视角的创新型企业共同治理研究

创新型企业治理关键在于对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激励与品牌声誉资源的维护.以进入权理论为基础构建创新型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通过剩余收益权分享、剩余控制权配置、风险共担、分工与授权等几个方面实现公平与效率.合作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共同治理机制可实现企业内资源配置的均衡与稳定,能够对研发人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有效激励,对品牌声誉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维护有助于保持企业的资源完整性.     

控制权在风险投资业中的配置优化问题分析

风险投资领域内,对企业控制权在创业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之间如何实现动态性的最优配置,这一问题国内外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以Tirole模型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放松其假设前提,同时引入不同的融资工具契约、连续的控制权变量和努力成本函数,重点分析在不同融资工具的契约条件下,创业企业的控制权在创业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两者之间如何配置,同时分析影响控制权配置与转移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结论是由于创业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的参与约束条件与激励约束条件的非一致性,致使创业企业家是否尽职、创业企业家的声誉机制和私人利益是影响控制权实现动态性变动的主要因素,可转化的证券契约与相机性控制权安排相结合可以实现控制权最优安排.     

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产权逻辑

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基于股东对其出资产权的稳定预期,并为了维护该预期而内生的重复博弈规则.作为出资产权实现形式的股权转让权是激活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启动装置.循此,在逻辑序列和时间序列上,以“股权转让权”为中心建构股东优先购买权符合产权逻辑的自然过程,从而使得股权能够自由转让,产权预期得以实现,第三人的契约自由获得保障,实现了帕累托效率的改进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一个多赢共存的利益格局.而以“内部人特权”为中心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必然导致激励过度、参与不足,牺牲了转让股东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妨碍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应以“股权转让权”为中心重构股东优先购买权.     

管理者收购的融资方式分析及法律问题探讨

管理者收购通过管理者对公司的收购 ,实现管理者对决策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接管 ,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减少对管理者权力的约束。本方对管理者收购的融资方式进行了分析 ,并研究其涉及的法律风险。     

公司财务控制权配置中若干问题研究

企业财务控制权是企业所有权的核心内容,如何有效地配置企业财务控制权是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企业财务控制权配置应该以“利益相关者论”作为理论基础。影响公司财务控制权配置的因素主要是股权结构、债务融资结构、报酬激励机制等。要使公司财务控制权配置趋于合理,就必须做到经营者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建立由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机制;把优化公司财务控制权安排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相联系。     

期权激励、财务欺诈与监管

股票期权在激励经理为股东利益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引诱其财务欺诈以便抬高股票价格。通过建立公司所有者、经理和投资者三方参与的博弈模型，可以看到，公司所有者提供的股权激励契约是一把双刃剑，而公开披露公司的欺诈行为会损害公司的潜在价值。外部监管可以降低公司欺诈水平，但间接地增加了欺诈的严重性。因此，在股权激励契约中，公司欺诈水平的降低有赖于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监管相结合。     

延迟或有性报酬与国企激励约束机制的重构

激励约束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所有者权的虚幻化及由此导致的廉价控制权的存在，使外部型激励约束机制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以延迟或有性报酬为核心的内部型国企激励约束机制是一个双赢的效率机制，是摆脱当前国企外部型激励约束机制效率低下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