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孙绰对美学的影响

东晋是玄言文学的全盛时期,而代表这一高峰的便是孙绰(314—371,今山西平遥人)。关于玄言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提到:“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自觉的时代。思想信仰上没有桎梏,传统的儒学开始解体,外来的佛教文化和内在的老庄美学的复兴,使一大批美学家提出了     

魏晋风俗散论（之七、之八）

艺术之风：“传神阿堵”分外明（之七） 一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比风度,尚文采——魏晋审美观述评

一痛苦的时代与美的追求从汉末三国鼎立到隋文帝统一南北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动荡时代:政治斗争残酷,改朝换代频繁,战祸接连不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地古代传统中脱颖而出,欣欣向荣,登上了历史的新高峰。正如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哲学、美学和文艺却获得一次大发展。如何解释这种“反常”现象呢?就魏晋的具体实际而言,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客观因素刺激着哲学、美学和文艺的发展与     

六朝文艺心理思想的两个突破及启示--建立中国特色文艺心理学体系的思考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的确,这一时期的文艺成就不论是字画曲文,还是一部部诸如《文赋》、《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煌煌巨作,“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②。六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风采独具之时代,同样以其高迈超遥的风神卓然于中国文艺心理学史,它结束了先秦两汉以来文艺附庸于政教道德的狭隘境界,将审美与文艺创作同士人的生命意识与个性追求熔为一体。文…     

理想男性主义的光华——《世说新语》新论

<正>古代中国,个体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以“仁”字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其“仁”字本身就是两个人的意思,唯集体的人,例如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才值得圣子圣徒们说说.但魏晋(其实自汉末起)却是一个特别的时代,用宗白华的话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物品评《世说新语》大抵是追求一种理想的“士”,个体的人,或者说是对一种理想男性精神的总     

试论魏晋玄学言意论的美学特征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魏晋时代的思想家们以“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是对于一陈旧、衰亡，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乱”的战斗精神，批判了否定了汉代神学目的论，开创了自觉地把现象与本体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建立了本体论的玄学体系。玄学是由道家的思想发展而来的。这是由于道家思想对人世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愤激批判，以及对超越这种黑暗和痛苦的个体自由的追求，是符合…     

魏晋风俗散论(之七、之八)

一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段话屡屡为学者所称引,就因为它用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语言,揭橥了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精神--艺术精神.     

论鲁迅的美学思想——“力之美”

论鲁迅的美学思想——“力之美”张云龙也许是现代中国过于贫弱、备受欺凌的缘故吧，有那么多的文艺家都在呼唤“力之美”。他们试图以“力的艺术”激发民众的力量，奋起抗争，以挽救危难的祖国。其中呐喊最有力、影响最大的是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呼唤“善美刚...     

从“超人”看冰心早期创作的倾向

茅盾说过:“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这条‘路’的起点——一些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迹,是值得保留,研究”的。冰心是站在新文学的“起点”,并为不断开创这条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早起者”之一。如同许多“早起者”一样,这位女作家在思想开掘和艺术追求上,都具有五四时代所赋予的那种上下求索的精神;但是它又不     

乡土的浩劫与文学的迷失--"文革"时期乡土小说论

“文革”时期的乡土小说是在“讲话”影响下和“纪要”制约下迷失了自我的历史存在 ,是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它在内容上可分为反映合作化历史进程和表现“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现实两大类 ,在思想上显示出过分突出政治的极左倾向 ,在艺术上存在着粉饰现实、模式单一、公式化等缺陷。通过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具体个案分析 ,来揭示它的荒谬性 ,并探讨其历史及时代成因 ,应是解构“文革”神话的有效方式之一。     

林黛玉：一个悲剧时代的叛逆者

本文透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分析了林黛玉作为悲剧时代的先知和觉醒了的叛逆者形象。认为林黛玉在婚姻上冲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体现了思想上的叛逆性和进步性;在爱情上突破了“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封建标准,把共同的叛逆思想作为爱情基础,闪烁着时代新人理想的光辉;在思想上摆脱了传统女性的奴性意识,大胆要求男女平等,彼此尊重,把女性在婚姻上的被动和从属地位提高到主动和平等地位。     

王統照在新詩上的探索

<正> 王统照属于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行列。他从1919年开始,就一面写小说,一而写新诗。解放前他共出版过五本新诗集:《童心》(收入1919——1924年的诗作)、《这时代》(1924—1932)、《夜行集》(1933——1936)、《横吹集》(1937)、《汪南曲》(1936——1938)。严格地说,王统照的新诗创作起点并不算高;但他能够踏踏实实地攀登不懈,不仅在思想上紧随时代的脚步,而且在诗艺上苦心探索,很值得认真研究。     

树木兴象的起源与社树崇拜

人类文化史已经证明,农耕出现之前,一般说来,人类艺术只描绘动物而不描绘植物。“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的象征”。这个著名的论断概括了人类艺术发展的重要事实。在人类进入以植物为艺术描绘对象的时代以后,人们最初描绘植物的动机绝不象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我国古代在诗歌中最初以“兴”的形式咏唱树木——这是艺术中描绘树木的最早的方式之一——就是如此。事实证明人们最初以树木为“他物”起兴,主要并不是出于单纯的艺术审美动机,而是有着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原因。我们研究树木兴象的起源就是要揭示这个原因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就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来看,以树木为“他物”起兴的诗,其“所咏之词”多是有关宗族乡里之思和福禄国祚观念的。前者如《诗经》中的《唐·有杕之杜》、《唐·杕杜》;后者如《周南·樛木》、《小雅·南山有台》。“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的这种广泛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它们之     

新型公共艺术与公共生活的物性生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而兴起的新型公共艺术,即参与式艺术,应用跨学科方法介入公共生活,重建艺术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重置“何为艺术”的问题。但是,从“物性”视角剖析新型公共艺术的物性维度和实践机制在此前的公共艺术讨论中尚未得到充分展开。首先,新型公共艺术的“关系美学”强调现场性场域感知,这一新感性机制可追溯到由极简主义艺术推动的交互性场域感知和情境中的物性呈现。其次,新型公共艺术对“地方”“在地性”的重视,既源于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艺术对“本土性”和“地方性”的追溯,也呈现出当代特定场域艺术对现场、场所情境的现象学关怀,更体现了当代艺术的公共性转向和重塑公共生活空间的诉求,因而不能仅满足于话语型“关系美学”的揭示。再次,新型公共艺术在“地方”场所的具身性实践,打开“地方”的自然与文化生态褶皱,在特定情境中凸显出新的物感关系,实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生活的交换,这是对艺术物和艺术观念的双重解码与再编码。最后,借助思辨实在论等新物质主义思想视域,对新型公共艺术审美机制的阐释,将走向直面“人—技术—物”相关联的物美学,关注公共艺术对当代生活中人与物的生存论危机的呈现,并朝向人与非...     

一个艺术合题:主体与客体的融合

这是一个难于掌握的艺术必然,这是一个永远需要的艺术合题——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艺术史上,许多大师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取得了辉煌的不朽的艺术成果,这就当然要求美学理论对这种融合进行深入的研究。 16—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弗·培根用拉丁文为艺术下了个定义:Ars est homo additus naturae。意思为: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培根没有说“相加”,而是说“相乘”,因为相加表明的只是一种简单的组合关系,只有相乘才能表明二者的融合。当然,培根用“相乘”来表述艺术主体与艺术客体的相互溶解和化合,显得还不够精细,但他的这个定义的确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     

略述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铜石并用时代也叫“红铜时代”、“金石并用时代”.原为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合体字(拉丁文aeneus——“纯铜的”,希腊文——“石”).原意就是既出铜器又出石器的时代.这里的铜专指红铜,即天然铜,它质软,不适于制造大型工具,因此这一时代石器仍占绝对优势.所谓铜石     

《儒林外史》与《镜花缘》

清代中期,是日暮途穷的中国封建社会由回光返照走向崩溃衰亡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新旧社会思潮激烈斗争的动荡时代里,中国古曲小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形成了小说史上的最后一个创作高潮。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长篇杰构,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以算是“近亲”,很有值得比较研究之处。     

人类友谊的光辉典范——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

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关于友谊的动人故事。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终身友谊,则足以使这一切故事都黯然失色。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友谊,是人类友谊的光辉典范。这一友谊的最宝贵的结晶,就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锋利无比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人们说起马克思,则必然提到恩格斯,同样,说起恩格斯,也必然提到马克思。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已经历史地联结在一起,并将千秋万代永远是这样。他们两人并肩战斗四十年,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共同领导了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他们无论在思想上、学问上,还是在金钱上,感情上都是不分彼此的。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正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共谋与裂隙——“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既往的文学研究普遍以为,“伤痕”与“反思”小说的重要特点便是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观照主要采取了一种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用,不仅局限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使其“反思”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片面而且是极其简单化的。我们并不否认“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局限,但是,造成这些局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政治视角,而是在于某些作品对此视角的过分“单一化”使用以及循此视角所作的社会政治性反思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顾忌”等原因限制了…     

论刘禹锡诗的时代烙印

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都是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产儿。刘禹锡作为中唐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时代使他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被长期放逐;但作为补偿,时代却又把他造就成为“气该今古”的诗豪”。吟绎其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给它打上的各种烙印,同时也不难发现闪耀于其中的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光环。 刘禹锡(772—842)生活在国运衰颓的中唐时代。这一时代的浓重阴影,笼罩着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