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为了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叶维廉文集》序

叶维廉既是杰出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的诗歌源于五四新文化传统,承接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余脉,开台湾现代派诗歌一代诗风,贯通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他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以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为起点,继而突破文学、哲学、语言和历史的边界,走向跨学科、跨文化的传释研究。他的理论研究中渗透着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与灵感,独具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以及比较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略论朱湘的诗学理论

朱湘诗学理论有为人生的爱国主义诗学、融通中西的比较诗学、唯美的形式主义诗学,其诗论成为新诗从解构向建设、从功利向唯美、从诗的革命化向诗的本体化等诸种转型中所不可忽略的理论山峰。从一定角度讲,朱湘的诗学理论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     

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

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诗学没有成就,原因是元代学术环境不好,元代尚武轻文,学术不昌明,没有文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元代诗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点,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第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元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其一,多元性与包容性;其二,圆融性与通达性;其三,既尚思理又重法度。这些品格都为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所缺少。元代是一个环境宽松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诗学必然是有价值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使得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这些品格是可贵的。     

论王夫之对中国传统伦理诗学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中,伦理与诗学具有同一性,诗学理论在伦理思想的促进下不断发展和丰富,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独立性。王夫之继承了中国传统伦理诗学的特点,又试图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赋予新的意义。从其对诗言志、诗缘情、温柔敦厚、思无邪、兴观群怨等几个关键概念的态度,足可看出王夫之对中国传统伦理诗学的继承与超越。     

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者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做到“洋为中用”;一者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后者的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深层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等。其具体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中西诗学互鉴：基于民俗志诗学的理论建构

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诗学理论与西方诗学理论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也有着可以对话并且兼容的成分。在明细化的现代学科建设与平等学术对话的社会背景之下，中西诗学互鉴为重新认识和研究某种文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以这一视域为起点，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民俗志的本土化与多元化特征，进而探索民俗诗概念的生成，是中西诗学互鉴的实验性探索之一，也成为建构民俗志诗学理论的重要切入口，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添新的理论注脚。     

超越传统意义模式的诗歌解读——论玛乔瑞·帕洛夫的"不确定诗学"

玛乔瑞·帕洛夫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之一,她在《不确定诗学:从兰波到凯奇》中提出了不确定诗学概念,代表着其诗学思想的成熟。帕洛夫坚持现代主义诗歌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认为不确定诗学并不是文学史上所有作品的普遍特征,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特质。他通过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解读现代诗歌,给读者提供了生动形象及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为诗歌解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从古典言志诗学到伪言志诗学——论百年华语电影的审美价值倾向

顾名思义,华语电影意味着以华语进行对话、运用华人思维拍摄的电影,它在语言上、思想上通过汉语(而不是英语或者其他国别语言)进行艺术思维和艺术表达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深层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上的中华民族特征.沿着这条思路,本文选取了中国诗论中最古老最核心的概念"诗言志",运用言志诗学理论观照百年华语电影的审美倾向,将其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即古典言志诗学时期、现代言志诗学时期与伪言志诗学时期,从而为华语电影的美学表现形态与未来发展之路寻找到它的传统之根.     

诗学的与哲学的维度 --论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两个生长点

面对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现状,本文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学术生长点,即诗学研究和哲学分析.无论诗学研究还是哲学分析,都是我们重新进入20世纪中国小说史内部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内在复杂性与丰富性,从而促进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理论模式的转换.     

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后现代分析及当下关照

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关心贫民大众的生活和节庆广场的狂欢,关注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具有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具备很高的理论品格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此简要回顾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深远影响和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时,结合国内当前愈演愈烈的"山寨文化"现象,从巴赫金狂欢诗学理论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也为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应用空间。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小说的艺术性——巴赫金诗学思想渊源重议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作为文学理论的传统诗学已跟不上文学发展的步伐,需要探索科学的新方法来揭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特殊性,由此涌现出彼此争鸣的诸多诗学流派,它们都延续诗学对象为"诗"的古希腊传统.在高扬史诗而贬抑小说艺术性的语境中,巴赫金以哲学-美学家身份涉足文学研究领域,以长篇小说为突破口,试图革新诗学研究范式,重新描述已被小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他发现了长篇小说体裁不同于史诗来源的古代民间狂欢节文化渊源,找到了小说研究的对话主义方法论,借此进一步探讨了人文科学的对话哲学基础.巴赫金在研究小说时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对话和狂欢化理论,主要并非政治上的苏联意识形态使然,而是符合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唯其如此,他的诗学思想才会成为20世纪中后期活跃学术思维的重要刺激因素.     

“文化诗学”在中国:话语移植、本土建构与方法实践

作为一次西方理论的中国旅行,"文化诗学"不是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它的出场不仅与传统文论及现实境况内在契合,而且还具有鲜明的学理策略性。自文化诗学"中国化"后,它不断地与传统文论及当代现实相混合、内化与同构,赋予了深厚的民族内涵与现实品格,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雏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论发展史上的一次方法变革,文化诗学打破了过去"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长期割裂,在双向拓展、互动互构的思维理念上实现了"文学场"的整体性关联。从形式回归历史,主张文学与历史、文化的结盟,是中国文化诗学实践的基本原则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

这里的"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阐释理念与方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得到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中国传统阐释学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研究路向的影响,使自身不断丰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功能与理论穿透力的文学阐释学方法.     

试论生命诗学的文化内涵

中国诗学从发生学意义和延续性上而言,体现出中国文化独有的生命特征.以直觉表达现象的中国生命诗学与西方逻辑表述的生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具有同构的因子,但其生命的体验方式与表达形式依然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具有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有别于西方的生命哲学.通过中国诗歌体系能够清晰看出中国生命诗学的文化内涵,蕴含着三种生命特征,即用诗意的潜意识形成诗学的创作生命、用意象形成诗学的时代生命、用知觉现象学形成诗学的文化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