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国际气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渐活跃.一些国家以中国不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为由,在国际上制造"中国气候威胁论".导入"内涵能源"概念这一分析变量不难发现,中国是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存在着深层悖论.为此,中国要在国际层次上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在国内层次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功能及其局限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主体呈现多元化,其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环境非政府组织能够对国内国际层面的气候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参与解决国际气候争端,并促成功能性的跨国合作。它们通过倡议推动气候政治的社会化,促进新型气候伦理的形成。它们进入联合国体系,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的作用日益上升;但受制于自身的局限,目前尚难以与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匹敌。作为气候外交的相关方,它们也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挑战及进路

气候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被誉为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巴黎协定》的达成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后巴黎”时代,这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新时代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引领者和建设者,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三大全球倡议提供了包容的和平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鲜明的主体理念;主要挑战表现为：面临国内低碳经济转型、严格履约、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及气候外交博弈加剧等方面;现实进路可归纳为：提升国内气候治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持续推动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重视和积极开展领导人气候外交、加强气候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等。     

“伞形国家”:全球气候治理的“麻烦制造者”

“伞形国家”群体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既得利益者,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由于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战略偏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伞形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长期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对“伞形国家”的气候政治生态进行历史回溯和比较分析,有助于从根源上深度思考全球气候治理何以失灵。全球气候政治的矛盾焦点,很大程度上亦外化为“‘伞形国家’与新兴大国”之气候政治权力之争。     

乌克兰危机背后的中美俄能源博弈及其全球影响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分化重组，中美俄在立场和战略上各有不同，三者间的能源博弈推动国际能源秩序深刻演变。美国和俄罗斯是此番能源博弈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则是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关键角色，并在国际能源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动荡，新一轮能源危机在世界蔓延，全球能源格局转型重塑，中国必须加快健全现代化能源供给体系，积极推进全球能源转型重塑。     

中美气候变化战略比较及其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

研究中美两国的气候战略和政策,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中国可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承担国际气候治理的责任,确定和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把限煤、煤炭清洁化利用作为中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治理雾霾污染的突破口。美国气候变化战略表现出摇摆性、外部性、双重性特征,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美国的能源革命,既为实现美国气候治理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保证了国家能源安全,也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一张王牌。 确立“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为协调和处理气候变化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把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架构作为提高气候治理效率和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架构的补充机制,中美应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大国引领作用。把节能、环保、低碳协同推进机制,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作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优先领域。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建立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经验和路径支持。     

气候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论析

气候正义反映人类对气候治理主体间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的自觉反思与价值愿景。气候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禀赋的先天不平衡、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差异、气候代价的隐蔽性转移以及气候援助的实质性缺失。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气候正义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及资本权力对全球气候资源的盘剥与破坏,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造成了气候正义问题频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全球气候环境共建共享,构建气候治理的新局面,为解决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展现中国态度、贡献中国方案。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大国产业政策转型下的全球产业治理

全球产业治理是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体系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之所以有单独研究的必要,是因为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新干预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主要国家隐性的产业政策不断显性化并加速转型,大国愈来愈重视产业政策安排和产业战略布局,大国间的产业竞争与合作以及产业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博弈不断加强。全球产业治理本质上是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产业政策的协调和互动过程,由此形成共同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构建全球产业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在于从产业领域考察和拓展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有助于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提出中国加快产业政策转型、积极参与全球产业政策协调的实施策略。     

全球碳博弈格局的演进与我国碳教育的推进

IPCC发布的评估报告是全球碳博弈格局分化重组的规则依据。本文在剖析全球碳博弈规则演进的基础上，归纳了全球碳博弈格局呈现的三大特点，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激烈冲突、发达国家内部争夺气候谈判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内部立场分裂风险凸显。站在全球碳博弈格局的新起点上，在发展和排放矛盾日趋尖锐的今天，中国务必主动确立自己的立场，在国际气候领域主动推进碳教育，让全球认识到中国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建设者，基于铆钉松落危机和帕斯卡赌注推进共同减排，基于排放特质和排放源的区分推进有差别减排，考虑与生存权有关的特殊国家利益，树立在低碳减排方面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气候政策需要民主和公众参与

导论 在关于气候保护这个主题的讨论中,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输出表现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上。人们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国家在气候方面做出的政治决策（法律法规、协议等）、签订国际协议的能力、国家在与气候相关的众多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比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加强替代性能源亦即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或者水能等的利用;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各种相关措施。相反,输入方面却鲜有人关注,不管在政治层面,还是在政治科学讨论领域,都是如此。这里所说的政治科学讨论领域既包括公众层面、市民社会层面,     

国际政治演变与里海油气开发

里海沿岸五国为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里海的法律地位和水域划分、油气勘探开采权、油气输出管道走向等三个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各国间利益冲突难以平衡。围绕里海能源之争,美俄之间的斗争也将进一步加剧。里海油气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点,中国与里海地区有关国家进行能源合作是互利、双赢之举。     

碳治权建构中的大国竞争与博弈

碳治权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新型权力,其权力建构经历了从社会运动到全球政治共识,再到生产性权力转化的复杂建构过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碳治理的研究,包括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于缺乏对全球经济基础分析框架的运用,难以对碳治权这一权力新形态进行有力的解释。随着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围绕碳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推动了相应的政治经济议程,彰显了碳治权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上层建筑构建与全球经济基础变化间的互动。虽然世界各国在碳治理上存在着合作与对话空间,但全球各主要国家依然会围绕碳治权中的规则制定、碳金融、贸易标准和低碳技术展开激烈的竞争与博弈,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领域更为显著。大国博弈不仅对碳治权的权力塑造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大国基于产业与技术融合的竞争将进一步强化碳治权的构建。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治理：范式转换、议题革新与合作阻碍

全球碳中和趋势加速能源体系转型,推动能源生产消费与碳排放脱钩。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在实践范式上出现两大实质性变化,即在治理客体上表现为从资源治理升级为“资源—环境”复合型治理,在治理方法上表现为从“行业切割”式治理转变为“跨界整合”式治理。全球能源治理议题出现新的着力点,包括能源系统的减碳规划、煤电的减少与淘汰、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建构、氢能的全面开发和跨国电力互联等议题,且均呈现出兼顾资源环境、实现跨行业整合的范式转换特征。目前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仍面临诸多阻碍,包括复合治理背景下的目标错位、跨界整合趋势下的治理碎片化和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引领者,应紧跟碳中和趋势,加强能源外交的整体规划,协调大国之间的竞合博弈,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国际能源机制的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合同执行的分析框架

在世界各国能源外交日益频繁以及国家间能源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的今天,如何寻求有效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已经迫在眉睫.本文试图在一个合同执行的分析框架下探讨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理论与中国的经验.我们认为,国家间博弈要实现"合作解",这和市场主体交易过程中保证合同得到履行的机理是一样的,它同样可以依托自组织实施的双边声誉机制、多边声誉机制和具有正式制度的第三方机制.在目前国际能源合作的第三方机制缺乏的条件下,中国应改善双边博弈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声誉机制的构建.     

文化博弈与全球政治——冷战以来国际政治的新视角

文化博弈是冷战以来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冷战后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 ,全球文化博弈具有了新的特点 ,文化趋同和文化分裂同时进行 ,不同文化 (文明 )的冲突持续升温 ,“文化霸权”与反“文化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文化博弈的天平越来越向西方国家倾斜。如何在新形势下努力适应全球化潮流 ,积极吸纳西方先进的文化因素 ,同时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气候变化问题:国际政治的较量与利益的博弈

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从坎昆到德班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看,虽然各国谈判代表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但这三次重要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自始至终充满了国际政治上的较量以及国际间利益的冲突和博弈,严重的分歧依然没能保证全球切实展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为此,人们期待着2012年卡塔尔全球气候谈判会议能够就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突破性结果,在2013年1月前达成《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为最终实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需要达到的目标铺平道路,使全球气候谈判能够善始善终.     

风险社会下国际气候正义的困境与出路——以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视点

国际气候正义及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是各国的追求目标和必然选择,但为什么各国对它有不同的偏好以致任何一方都不愿意为人类长远环保利益而牺牲现实利益？究其根本,在于全球气候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基于公共物品所采取的集体行动的必然困境和主权国家在采取一致行动时所固有的缺陷。由于各国对国际气候正义的理解分歧妨碍了国际气候谈判进程,阻碍了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达成,因此,必须建立为各国接受的国际气候正义理论,并确实采取有效措施来促成国际气候治理机制。     

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分析及中国气候传播应对策略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呈现出领导力过渡和模式转型的"双过渡"特点。在这个特殊阶段,加强气候传播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短期来看,可以给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留出空间,坚定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保证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渡交接;中期来看,有助于完成全球治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转型的平稳过渡;长期来看,可以帮助中国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应用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与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相对应,中国气候传播可以设计应对策略,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履行《巴黎协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对欧盟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的战略认知

欧盟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是对其京都时期气候政策的延续和拓展,其应对理念、目标设定及措施实施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作为主权国家林立的无政府状态下的一种战略博弈,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利益内涵.对欧盟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的正确认知和客观评价不仅对我们真切把握欧盟的气候战略至关重要,而且对国际社会探寻后哥本哈根气候合作之路亦是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