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重新辨析这一主题的建构过程会发现,对家族的批判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进行家族批判的另一个基本动力.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对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倡导最终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得以确立,其中充满了歧异与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春秋祖先神的神性职能

春秋祖先神的基本职能是保护族人,人与祖神的沟通方式主要有祭祀、祈祷和托梦。祖先成为宗族保护神的信仰基础是春秋人相信人祖之间具有永恒不变的血亲关系和利害攸关的依存关系。国君的祖先神则具有宗族保护神和国家保护神的双重神性职能。现实需要、社稷观念和宗法政治诸因素相互作用,使国君祖先神得以成为一国保护神,其中家天下的宗法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权力结构亲族化和统治阶层世袭化,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春秋国君祖先神作为国家保护神,保护的对象本质上是列国君主及其宗族的家天下,而不是国中的民众。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土司宗族构建——以西宁卫东李土司为例

宗族研究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重要钥匙。文章利用《西夏李氏世谱》中的谱序、谱跋及碑铭等资料,从共同过去的言说、祖先记忆的重构、军马田的经营等三方面对明清时期西宁卫东李土司的宗族构建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共同过去的不断言说、祖先记忆的持续重构及军马田的族内经营,成为宗族构建中强有力的文化纽带和赋役纽带,使得明清时期卫所管理体制下构建起来的东李土司宗族,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特殊的赋税共同体。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一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徽州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观念——以徽式建筑中的祠堂和牌坊为例

徽州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观念比其他地区更长，这种宗族观念不仅规范着古徽州人的言行举止，而且也体现在当地的建筑中。本文以祠堂和牌坊为例，阐释凝结在其中的文化精神。     

“众人太公”和“私伙太公”──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设施看祠堂的演变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实地考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该区域祠堂的演变作 若干的探讨。祠堂作为宗族制度的圣坛，它随着华南社会的发展而采取过不同的应对形式。 乾隆以降，珠江三角洲经济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达于鼎盛，出现了大量以书院、书斋、 书舍、书室、书塾和家塾等为名目的词堂。其中有以“虚拟宗族”为背景的合族祠，也有 以家庭为单位而衍生出来的词堂。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正统的宗族文化在珠江三角洲风 土化的结果。它的出现，令气象森严的宗族制度发生局部的质变，推动了宗族制度在华南 的普及化。特别是后一种类型的祠堂，在珠江三角洲大量衍生并被传统社会所容受，是同 商品性经济崇尚个人的成功相适应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祠堂的这种演变，对珠江三 角洲经济文化的发展起重大的作用。     

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这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松溉罗氏宗族以元末明初入川的罗祥胜为始祖，于1992年开始新修族谱，1995年开始举办清明会，2006年开始重修祠堂，上述活动预示着罗氏宗族已经开始复兴。松溉罗氏宗族复兴历程表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文化机制，农村社会的意义危机是宗族复兴的外在社会动因，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宗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服从当前政治的总体要求是农村宗族复兴的生存策略，族内精英的文化实践是宗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整体性地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多维度历史实践。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组织,祭祀祖先汪华。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     

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

“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文化符码化的“父亲”转化为潜在想象 ,对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而文学塑造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关于“父亲”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时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因子注入“父亲”想象 ,衍生不同的意义元素。文学文本于此参与着文化符码的演化、积淀过程。启蒙语境下的创作为“老国愚民”式的父亲形象在原有的文化内涵上增添了“非现代”的、“反进化”的否定性元素 ;革命文学中“父”“子”形象的对应或“父子兵”的模式 ,同样具有特定的文化符码意味 ;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父亲形象或神圣化或颠覆、解构等 ,也无不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     

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溯源与家族观念考察——以桂东南一客家家族村落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祖先传说和围龙屋的剖析,以及对该家族的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客家宗族迁徙后,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通过以族谱和围龙屋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使用、家族中口耳相传的祖先传说以及家族祭祀仪式得以维系;族谱的使用和重新编撰体现了客家族群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脉络下的"再生"和"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祖先传说与祭祀仪式为村落社会认同提供了深层基础,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联系和家族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宗族、同姓集团舞台上的女祖先与女神——冯姓与冼夫人信仰关系之考察

宗族、联宗组织及同姓集团均为以父系继嗣关系为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群体,男性祖先往往成为追溯共同世系、凝结组织的核心.在岭南冯氏宗族和同姓集团的舞台上,冼夫人作为女祖先和女神成为剧本的主角.本文拟使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岭南冯姓发展之历史文化资源、冯姓族谱谱系的构建、冯氏宗祠及祖茔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冼夫人在影响冯娃组织形貌和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此外,还探讨了活动主体对女祖先、女神之态度以及如何努力控制男女祖先之平衡关系.     

论儒家感恩文化的核心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感恩文化是中国传统感恩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其核心理念是儒家孝道。儒家感恩文化核心理念的内涵具体表现为感恩生命、珍惜生命;孝敬父母、遵从父母;感恩宗族、崇拜祖先;感恩自然、效忠国家。儒家感恩文化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     

儒家后嗣观念对历史意识、宗教意识的影响

后嗣观念是人类文化观念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嗣观念的强烈程度与历史意识成正比,与宗教意识成反比.中国儒家后嗣观念重视父系嫡亲男性后嗣的单线传承,这在中国历史上居主流地位,且与中国人分外突出的历史意识相互强化;而中国儒家这种特殊的后嗣观念对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使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对淡薄.     

“祖”文化之于“地方感”与“超越性”的表达范式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文化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文化通过土地、姓氏、宗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同时也建立了宇宙、天地与人的互动关系,促成的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混融,是超自然关系和超社会力量的集中表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宗族对现代社会农民行为方式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直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为农村宗(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宗族又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各种宗族势力和宗族现象在乡村抬头,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行为。本文旨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理解“存在”的三个维度

存在问题一直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为此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答。存在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第一，存在自身是无名的，是前语言的。在现代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中，存在被理解为语言，哲学家们认为“文本之外无物存在”，以及“在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种观点恰恰忘记了何为真正的存在。存在自身是不可描述的，一切描述都已经不是存在自身，勉强可以称之为“无名”，但这个“无名”已经是一种有名。恰是语言遮蔽了存在。语言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是无名之域后退才出现的，是次一级的存在。第二，在这个语言建立起来的“世界”之中，“看”具有优先性，视觉是存在感的主要来源。视觉隐喻不仅支配着西方哲学，也支配着整个人类文化和每个人的世界。第三，由语言所建构的世界中的存在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亲在和间在。亲在即在场，间在是非在场。亲在或此在是一切存在之根，是存在的逻辑起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存在的确认需以意识为逻辑前提。若没有意识，就没有存在是否存在的问题了。每个人的“宇宙”随着意识的诞生而开始，也随着意识的消失而终结。     

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 ,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 ,中国商人宗族在近代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其具体表现 ,主要是产生了由大变小以及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 ,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趋向。与此同时 ,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许多方面 ,也相应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 ,又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