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通达“善”的途径

鲁鹏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撰文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善”与“真”相统一，“真”是通达“善”的途径。“真”与“善”可统一，“可以统一”以尚未统一为前提。反思历史，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求真以发展经济，求善以共同富裕。发展经济讲求效率，共同富裕讲求公平。效率与公平有冲突，人们想二者兼得，却不得不面对何者优先的选择。把“真”放在首位，我们遇到“公平”问题；把“善”放在首位，我们遇到效率问题。我们不能避免二者关系的紧张，只能在由“真”至“善”的过程中寻求它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洛克“抽象观念”的“名”与“实”

在洛克的经验世界里，“抽象观念”的形成与表现总是不可避免，人类的经验过程总是要伴随着“抽象观念”的存在过程。洛克的“抽象观念”具备经验意义上的心灵位置和内容，它体现为洛克式的“抽象观念”实在，表现了这种“实在”的“名”就是人类经验的自然语言形式。语义世界的“抽象观念”出于心灵中的本源，它与自然语言形式的关系确立自由而任意。“抽象观念”于心灵和语言的经验之中并非总是保持了自身的同一性，所有作为经验对象或结果的“名”与“实”关系并非具备一种必然性的统一基础。“抽象观念”的“名”“实”区分与统一唯有回到理性主体存在的世界里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正本溯源话“本文”──对“道”与“本文”血缘关系的考察

在当今关于后现代文化的讨论中，“本文”（Ｔｅｘｔ）概念几乎无所不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科学革命变革的标志和起点，然而其含义究竟如何？许多人尚不甚了了，对之误解和歪曲的事时有发生。作者在研究时发现，“本文”虽然是一个西方概念，却与中国道家之“道”有着多方面的血缘关系；如“消解”与“反者道之动”（老子）；“对话”与“负阴抱阳”（老子）；“本文”与“万物一马”（庄子）等，本“对话”在一个中国学者（Ｅ）和一个西方学者（Ｗ）之间进行，其本身又是一篇关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对话”。     

方位词“里”“中”“内”的语义认知分析

从语义和认知两个方面对“里”、“中”、“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着重分析了“里”的语义和认知意象，并考察了三者在语义上的牵连和差异，认为“里”“中”在语义上有较多的相似性，而差异主要取决干各自基本义及其引申义；“内”则表现出与“里”“中”较大的差异性。     

日语的“表”与“裏”

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又能反映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本文从日语的“表”和“裏”在语言中的表现“内”与“外”、“建前”与“本音”等几个方面来剖析“表”和“裏”，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点。     

“就”字句、“才”字句表主观量“早”、“晚”与“了”的隐现

副词“就”、“才”都有多个义项，用法也极其复杂，但是，我们认为与“了”相关的，首先是关于时间的，因此，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只探讨表示主观量“早”、“晚”的“时间词就……”、“时间词才……”两个句式中“了”的隐现问题。“时间词就……”、“时间词才……”在所表达的主观量上构成反义，但是，其中“了”的隐现原因，重要的并不是它们所表达的主观量，而是其客观语义基础。即：“就”表示的是两个历时过程相接发生，“时间词就VP”中的时间词所表示的时点是不断流逝的时间流中一个滚动的点，“就”字句中“了”的隐现与其中动词的自主性、非自主性相关。“才”字句中一般不出现“了”，则是因为“才”已经表示了“实现”义。     

古代“尊左”与“尚右”问题新探──兼谈以“左右”示“尊卑”的“三分法”

古代“尊左”与“尚右”问题新探──兼谈以“左右”示“尊卑”的“三分法”康一、“虚左”与“位右”是否矛盾《信陵君窃符救赵》中“公子从车骑，虚左”句，课本对“左”的往解是：“左，左边的位子，是上位。”《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位在廉颇之右”句，课本对“右”的...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剖析论”与“关联论”的本体阐释

笔者基于翻译的“符号转换”和“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际”性质，从认知与交际的功能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了以语言文字“心理剖析”先明行文“心理事实”的“剖析论”与以“语用推理”确定行文“最佳关联”的“关联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阐发上的殊途同归。论证了行文“心理事实”的“剖析”结果与“最佳关联”的“推理”结果，都是语言符号转换的“依据”和意义再生的“本源”，旨在揭示“剖析论”高屋建瓴，“关联论”条分缕析，所遵循的都是以原文意义“再生”为取向的“忠实”原则。“剖析论”与“关联论”一样，对指导翻译和翻译研究与批评具有潜在的解释力。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等额”何劳“选举”

顾骧先生在《随笔》2007年第5期指谬，他说：“等额选举”是一个复合词，由“等额”与“选举”两个概念、两个词组成。“选举”又可析为“选”与“举”种属关系复合词，古代所谓“选贤举（任）能”是也。形式逻辑矛盾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即对同一关系而言），不能同时用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A”和“非A”     

谈台湾“国语”中与言语行为相关的常用语词--以“没有”“不会”“不行”“拜托”为例

对四个与言语行为有关的词：“没有”“不会”“不行”“拜托”，在台湾“国语”与普通话中使用情况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语法化程度深浅之不同，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台湾“国语”中这四个词在用法上都已有往前推展的迹象。     

“恨不得”与“巴不得”

“恨不得”与“巴不得”为一组近义动词，两者都具有表示“迫切盼望”的意义。以往判断两者的不同，多是从所希望的事情能否实现这一性质着手的。然而，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以此手段来区别两者间存在的差异。现试从语义角度，将其分成“恨型”、“盼得型”，“盼型”三部分，从而说明“恨不得”与“巴不得”间存在的差异，不仅是一个所希望的事情能否实现的问题，而且在表示“迫切的盼望”这一意义时，它们往往要受到“恨”“巴”词义本身的限制，其不同是与其本来意义密切相关的。     

“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关系的发生学阐释

文化发展的动因在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种的繁衍”活动和符号活动，文化在变迁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就是由于这三种活动所造成；而文化变迁的方式呈现出“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特点，一种新文化的形成，是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选择与重新解释而达到的“叠合”；故而，不可能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全球化”或“本土化”。未来在全球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中出现的趋势可表述为“经济技术发展全球化，社会文化变迁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见解对立，于此得到了发生学消解。     

日语助词“は”与“が”的习得问题

对国内非日语专业学习者“ほ”与“が”的习得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学习者在引用从句、转位判断句、主题／主语的用法、“～へ代替～ヲ”的用法、新信息／旧信息的用法、依赖性弱的理由从句、“-へ、-が”特殊句式、现象句及排他的用法中，“ほ”与“が”的误用率比较高。造成“ほ”与“が”误用的主要原因是《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教材中缺乏对一些基本概念的阐述与说明，对“ほ”与“が”的区别使用也缺少适当的介绍。因而在《新版标日》教材修订中，应加入对判断句和现象句、主题和主语、新信息和旧信息等概念的介绍，以及“ほ”与“が”功能用法介绍，加强“ほ”与“が”使用差异的对比，使学习者对“ほ”与“が”的功能用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理解，减少“ほ”与“が”的误用。     

试论“母子”、“子母”及“子母～”

在古代汉语中，“母子”与“子母”是一对同素异序词，在表示“母亲和儿子的合称”这一意义，二者存在着同义关系。而当“子母”作语素时，又形成“子母～”的格式，“子母”是以比喻的方式反映客观对象，是喻指的，后一个“～”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是直指的。     

关于“书画同源”之“源”的思考

“书画同源”思想涉及到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是否相通的问题，唐代张彦远率先阐述了文字与绘画同源的观点。对张彦远观点进行详尽的分析，以此为依据，对汉字的来源——“图画”进行研究，通过对“图画”进行范畴的界定，明确阐释了“图画”与“绘画”的异同，反驳了文字起源于绘画的学说。对八卦的系统说明，证明了八卦与绘画、文字不属于同一系统，也就驳斥了文字与绘画起源于八卦的说法，最终得出文字与绘画同源于“图画”的结论。     

康德的“自由”、“物自体”及其他

作者在研读康德《判断力批判》过程中，对康德未多作解释但确是很重要的思想作了发挥，把康德论及的“自由”、“物自体”思想加以引伸，探讨了“自由”与“物自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作者认为，对“物自体”的“思”不同于经验的知识和科学，是最为理性的、纯粹理性的。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从理性的“自由”出发，努力克服康德的“物自体”，把“本质”与“现象”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