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游戏中女性的男性气质——以王建宫词为中心

本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从两首王建宫词的文本阐释出发,围绕着两首表现唐代宫廷游戏的宫词展开论述.以史证诗,订正宫词版本的正误;以诗证史,揭示出唐代宫廷游戏所具有的反串性质.通过诗史的互证,阐明这两首宫词的本义,凸现唐代宫廷文化与世俗风尚走向的内在联系.     

唐代宫中的竞渡游戏——以王建宫词为中心

本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从两首王建宫词的文本阐释出发,围绕着这两首表现唐代宫廷游戏的宫词展开论述,以史证诗,订正宫词版本的正误;以诗证史,揭示出唐代宫廷游戏所具有的反串性质.通过诗史的互证,阐明这两首宫词的本义,凸现唐代宫廷文化与世俗风尚走向的内在联系.     

语境与诗史互证的对比

语境是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阐释力;诗史互证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要的研究方法;文章把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史互证法并置、比较,认为语境的研究范围广泛.而诗史互证所涉及的所指,则是较为集中的;文章认为语境与诗史互证是交叉关系,语境性质与"诗史互证"之中"史"的文献性质相同在于二者都具有层次性,相异在于前者具有动态性和历时性,后者则具有静态性和共时性;语境概念明确地引入古典文学的研究似乎有利于拓宽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使诗史互证等方法在传统基础之上融入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元素,在方法论的系统化与学理化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论五代诗

论五代诗许总＿五代历史，基本上是唐末混乱政治的延续，五代文学，历来也被置于唐末一概而论．然而实际上，五代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文坛构成毕竟与唐末已有很大改变．就诗歌而言，五代当是中国诗史最为衰微的时期，但随着文人生活、社会思潮乃至文学观念的演化，五代诗坛结...     

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

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 <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钱注杜诗>以诗利、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清初诗史观念与身份认同

明清之际的"诗史"观念发生在满汉易代之际,遗民文人的民族情感与"天下"观念相激荡,其精髓远非讽喻上政或者暗合时事的文学原则所能括尽,而是着眼于诗与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通性,提倡以诗的形式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道德情操,以为来日重建之根基。这样的"诗史"观念不仅肃清了宋代以来空言载道和审美主义文学的消极影响,而且重构了"温柔敦厚"诗教的理解模式,极为深刻地折射出士人阶层对于明室覆亡的自我问责以及对新朝官史将要遮蔽本民族精神命脉的忧患意识。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诗史互证"的文化语境溯源

清代以来,诗史互证作为阐释学方法,虽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文学与史学研究,却几乎不曾关注其生成语境问题。中国文学与史学的传统为"诗史互证"观念和方法的孕育诞生,作了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充分准备。这一阐释学范畴的提出,实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史学观念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也预设了它的限度。     

论《唐贤三昧集》中的孟浩然诗

王渔洋根据他的"神韵"诗说选编的<唐贤三昧集>,精心结撰了一个分别以王维、孟浩然的为神韵诗头号、二号样板的盛唐诗歌体系,为我们进行王、孟诗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为正确评价"神韵"说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孟浩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比王维诗更可爱,诗中画面更加朴拙,但在禅境诗方面却乏善可陈.诗禅相通的可信性和可行性是有限度的,"神韵"诗论和<唐贤三昧集>的选诗口径不能作为评价盛唐诗歌的唯一尺度.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诗史”倾向与怎样解读历史上的诗与诗人

昔人的诗是否即为自述的信史 ?我们今日怎样解读古人的诗及怎样看历史上的诗人 ?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考据”方法因“科学”正名而复兴 ,出现了文学研究史学化的倾向 ,体现在诗的领域便是视诗如史。其实历代诗多比兴 ,未必实录 ,故宜跳出“诗史”心态 ,以诗读诗 ;并进而从语境与文本的时空关系探索以意逆志、论世知人的解读方法     

略论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在唐代被称为"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于文学研究与创作中,使"诗史"概念的内涵扩大与转型,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王维隐居与其诗的关系新探

一“隐居”,是王维一生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方面。说它重要,是因为隐居与王维的诗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即他得以名世的优秀山水田园诗几乎全与隐居相关,甚至可以说“隐居”使王维成为唐代和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隐居的时期与原因,都直接关系着对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及诗史贡献的研究,而学术界对其隐居的研究却欠深入。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专题对王维的隐居与其诗创作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探讨,澄清是非,帮助人们重新正确认识和评价王维生平思想与诗歌成就,并重新确定王维及其诗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和地位。以往,人们多认为王维于晚年隐居,其原因是受佛禅出世思想影响,羡慕山水田园隐居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