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例外条款及其法理基础

WTO制定的规则要在各主权国家之间适用这一点,决定了它的法律框架必须为自由贸易原则确定若干例外,即所谓WTO的例外条款。各成员方只有在符合WTO有关规定时才可以援引例外条款,而且必须善意地行使这个权利。应该说例外条款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定WTO体制的作用,促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法安定说”是WTO例外条款存在的法理基础。     

民法中“例外规定不得类推适用”之反思与重构

原则例外关系是民法体系性的重要体现。传统方法论上"例外规定不得类推适用"命题的正当化理由并不充分。在当然推论、非延伸型类推适用和回复型多层次的例外等情形中,例外规定的类推适用并不会侵蚀原则规定。原则例外关系呈现动态发展的特征,例外规定往往代表了法律发展的方向。在《民法典》的适用过程中,不应一味恪守这一命题,而应进一步细化。路径一为类型化区割,通过分析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的逻辑关系、例外规定的品性、待类推事实与例外规定的相似性,判定该规定是否可以类推适用。路径二为实质评价,具体衡量类推适用例外规定与拒绝类推之法律后果,看何者更具有实质的妥当性。拒绝类推产生适用原则规定的法律后果与产生适用一般消极原则的后果,在论证负担上有所区别。路径一侧重法的发现角度,路径二侧重法的证立角度,两者共同服务于《民法典》准确适用,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     

论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

为遏制信用证欺诈,各国在坚持信用证独立抽象原则的前提下,承认"欺诈例外",允许银行在存在欺诈的情况下,不给予付款或承兑汇票,允许法院颁布禁付令对银行的付款或承兑予以禁止,欺诈例外原则逐步确立发展。但由于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法律实践的不同,信用证例外原则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不一,因此对这一原则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冲突法中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

许多国家国际私法典不仅确立最密切联系在法律适用中的一般原则地位,还进一步赋予其具有排除一般冲突规则的效力,即肯定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立法模式常表现为：总则性立法,特殊性立法和兼容式立法。最密切联系例外体现法律正义,中国应考虑引入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并采纳兼容式立法模式,确立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的总则性地位,并在信托、合同、侵权等具体领域加以明确,以避免例外条款的滥用。     

从笔记看古人对例外音变的探索

语音的演变是有规律的，但在规律之外总有一些零碎的例外。这些例外音变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难点。古人在笔记中已涉及到例外音变的诸多因素，如语流音变、同义换读、字形的影响、避忌心理、方言的影响、反切的讹误等，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例外音变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比利时国际私法典》例外条款立法评析及其启示

<比利时国际私法典>不仅将例外条款规定为一般性条款,同时在具体领域中也会适用例外条款.为了避免例外条款的滥用,对例外条款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很好地平衡了法律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比利时国际私法典>关于例外条款的规定对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关贸总协定中的例外条款和限制性措施

本文主要对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免除义务的例外条款和限制措施进行了研究分析,同时也研究了一些国家对这些例外条款的利用情况。指出我国在“复关”前夕,应充分利用这些例外条款,制定法律对策,来保护我国的民族经济。     

版权与有关权：限制与例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通过了两个新的版权条约（WCT）和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WPPT）。在版权与有关权权利限制和例外规定方面，中国现行版权法律体系8尚有不少差距或冲突。中国加入WTO在即，中国版权法要受《中国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所约束，应尽快完善自己的版权法体系。     

版权与有关权:限制与例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通过了两个新的版权条约(WCT)和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WPPT).在版权与有关权权利限制和例外规定方面,中国现行版权法律体系尚有不少差距或冲突.中国加入WTO在即,中国版权法要受<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所约束,应尽快完善自己的版权法体系.     

代理显名主义的例外

“显名主义”虽然是我国代理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是也承认非显名的代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虽然代理人没有明确指明被代理人的名称,但是法律行为的后果仍然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此类特殊情况可以总结成为：行为所关涉之人而实施的行为、未指名被代理人姓名的代理、与企业相关的法律行为,它们被称为“特殊的显名代理”。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德国法中的“间接代理”和英国法中的“隐藏代理”。虽然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了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时合同的效力归属,但是这与“间接代理”和“隐藏代理”都不完全相同,修订《合同法》时应重新检视第402条。     

“法律权利”的规范形态及意义——兼议“乞讨权”

法律权利,或为“允许”规范的直接意义,或为“命令”或“禁止”规范的间接意义。“允许”规范所规定的法律权利一般被称为“强允许”或“积极允许”;与之相对的是“弱允许”或“消极允许”。“弱允许”不具有法律意义,属法律不作评价或不干涉的自由或权利;具有法律权利意义的“强允许”只有与相关的禁止或命令规定相结合才能使法律权利名符其实。“乞讨权”有“弱允许”和“强允许”两种存在形态,前者不是法律权利。     

实施跟单信用证“欺诈例外”的条件

本文就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中信用证支付方式出现的欺诈风险,阐述了防范措施——“欺诈例外”的适用条件,指出银行应如何适用“欺诈例外”.首先,银行有权主动启用“欺诈例外”,而法院不能主动运用“欺诈例外”;其次,卖方已经接受开证行开立的跟单信用证;再则,卖方已向银行提示不符信用证条款的单据;最后,“欺诈例外”必须在有足够证据证明当事人有欺诈行为的前提下应用.     

语音演变规律的层次和例外现象

语音不论在结构或发展变化方面都具有其规律性。 语音规律就语音本身的共时态角度看,有语音结构规律和平面音变规律,两者可合称为共时语音规律。绿春大寨哈尼话固有语中的紧元音与送气声母不发生结构上的关系,并且不出现在高平调上,这就是语音结构规律。平面音变规律是指语音的横面变化。如金平哈尼田瑶话多音词词首音节的元音(包括复元音)除特定情况外一般都弱化为央元音,其声调除31调外,一般都变成接近31的调值,如:     

“例外”之害

按照惯例,分明不当做、不宜做的事情却偏偏还要做,还美其名曰“下不为例”。既然是“下不为例”,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当然也就是“例外”。古代的有识之士对“例外”之害有深刻的理解,并对其怀有十分的警惕。西晋的开国贤相羊祜身居高位,且深得晋武帝的     

论WTO法中的环境例外条款

GATT第XX(b)和(g)条可以成为WTO中除自由贸易领域之外一般领域的环境例外条款,需要满足"必需"和"保护可耗竭的自然资源"以及"非任意或公平的歧视"三个要求.从可持续发展观来看,目前WTO/GATT对"可耗竭的自然资源"的解释符合了可持续发展观,但对"必需"和"有关"的要求过于严格.     

信用证欺诈例外研究

信用证欺诈例外是对传统的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突破。文章拟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确立及其界定,以及银行、法院、申请人在信用证欺诈中的法律职责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完善信用证欺诈例外制度若干建议。     

论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例外

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对信用证欺诈的法律救济,该原则背离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如果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不加以适当限制,就会根本动摇信用证制度,也不利于保护善意的当事人,因而出现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例外情况。我国最新的关于审理信用证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即明确规定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例外情况。     

患者同意在刑法中的价值：医疗例外及其限制

医疗行为,特别是手术行为,是具有侵袭性的潜在伤害行为。基于医疗行为的价值,在刑法层面,有必要排除医疗行为的刑事化。为此目的,在刑事立法中设计“医疗例外”规则是必要的。“医疗例外”的理论依据是刑法中的“同意”抗辩理论。“医疗例外”的适用应瞄准对患者有益且有医疗目的的行为。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更新,“医疗例外”将不会仅仅局限于治疗性医疗行为。     

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论戴维斯案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新发展

“善意例外”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例外。在戴维斯案件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确立了几种“善意例外”的类型,戴维斯案件确立了一种新的“善意例外”,即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当警察搜查时客观上合理依赖有约束力的司法先例,但后来该先例已被改变,此种情况下搜查获得的证据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这种“善意例外”是因为警察没有过错,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遏制警察的违法行为。建立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并没有危及溯及既往原则,也不会阻碍第四修正案的发展。     

证据的合法性与非法证据

诉讼上的证据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这种法律规定性就是证据的合法性,合法性已经成为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相对而言,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应适用排除法则,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例外不排除的情形,这涉及到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对此,应借鉴国外有关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建立起“原则排除,特殊例外”的证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