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实施之探微

行刑社会化是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而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核心制度.在我国如何实现社区矫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介绍社区矫正制度;实现社区矫正的综合手段;实现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制度支持.这样才能勾画出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办法.     

社区矫正实施之探微

行刑社会化是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 ,而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核心制度。在我国如何实现社区矫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介绍社区矫正制度 ;实现社区矫正的综合手段 ;实现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制度支持。这样才能勾画出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办法。     

对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反思——以社区矫正“入刑”为契机

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把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但是社区矫正在我国却处于一种分散模式的尴尬境遇。从控制技术的角度来考量,分散模式只是一种零散式的处遇方法,并未形成一种真正完善娴熟的处遇机制。社区矫正"入刑"将会对刑罚结构、刑罚观念和刑事司法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应以此为契机,构建社区接纳、专业化管理与社会力量配合、司法权和行刑权合作的新模式,最终形成一种完善的罪犯新处遇机制。     

社区矫正立法化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的一种模式, 早已或正在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从立法的角度研究, 国外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的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较为发达, 在对其做简要考察的基础上, 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现状进行分析并具体提出一些立法上的建议: 1) 对目前社区矫正的定性应拓宽, 社区矫正立法应成为一个在纵向和横向上立体化、多元化的法律体系; 2)建立相应的矫正对象分类机制, 确立新的社区矫正适用标准; 3) 应该明确矫正对象的权利和矫正工作者的权力界限; 4) 合理化惩罚体系, 将惩罚方式和矫正相衔接, 矫正型惩罚方式优先。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以社区矫正为视角

近些年来,我国刑事领域在不断地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其中包括试点成功之后已被法律确认的社区矫正。这一创新属于实现刑事政策的、战术层面的举措,因而需要对其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加以审视。审视结果表明,我国官方文件对于社区矫正的界定既脱离我国的立法实际,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通例,漠视罪犯的人权,而且还有选择性保护之嫌,不符合我国反制犯罪的刑事政策总体战略,影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本身的完善与发展,阻断了矫正一体化的进程,缺乏反制违法犯罪的艺术,故而亟待取消这一不当界定,重新对其进行定位,以避免对我国反制犯罪的战略继续产生不利影响。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犯罪学思考

刑事一体化思想的提出使刑事法各学科可以在一体化的视野中，提高刑事法的整体理论层次和水平。基于目前学者们基本以刑法学为本位的观点，本文认为各学科应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在打击、预防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共同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携手共进，联结成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并列关系。以此为视角，本文试图对犯罪学的本体理论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目前我国正处于试点阶段,刑罚观念的落后、相关法律的缺位以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的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因此,转变刑罚观念,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以及培养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是社区矫正制度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建设——以刑事禁止令的执行为视角

2011年,刑事禁止令制度在我国刑法中得以确立,但实践中存在着矫正队伍缺乏,矫正制度简单、笼统,思想文化建设缺位等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经验,我国应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如大量使用电子监控,实现信息共享,加快建设矫正者志愿队伍等.     

价值理路的递进：从无罪推定到社区矫正

根据储槐植教授提出的刑事一体化理论，我们应将刑事法学科放入“动态”的“关系”中进行研究和实践，建立动态的刑法学科群。对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的无罪推定和刑罚学或刑罚执行中的社区矫正的探讨也理应如此。虽然无罪推定和社区矫正都是以保障人权进而实现正义为价值理念，但是它们又不在同一层面而是具有递进的关系。     

社区矫正刑罚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与完善

社区矫正刑罚方式和刑罚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社区矫正制度有利于防止服刑人员交叉感染、防止罪犯形成监狱化人格,能够对缓刑起强化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刑罚成本,也有减轻服刑人员及家属的经济困难,对青少年犯罪具有特殊意义.应完善立法,将社区矫正制度法律化,明确社区矫正的刑罚体系地位,大力培养社区矫正专业人员和志愿者.     

社区矫正疏议

社区矫正制度是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措施,它体现了刑罚执行制度由严趋宽的国际趋势。在促进罪犯重返社会、减轻监狱压力、避免轻犯交叉感染、合理配置行刑资源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社区矫正自2002年在我国开始试点,目前已大范围试行。我们认为,社区矫正在其理论渊源、执行主体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厘定和澄清。只有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矫正制度,从而发挥这一新型刑罚执行措施的应有功效。     

“综合社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本文探讨在"综合社区"视域下,当代大学生社区如何更好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教育实效性。     

本土化视野下的刑事搜查制度研究

我国搜查制度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法律条文规定较多,但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性规定;搜查决定权采取自我控制的监督模式,但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划分了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但缺乏内容的充分性的特征。启动搜查程序无明确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较高和协力型的诉讼结构是造成非法搜查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整无证搜查的条件,增设同意搜查制度,设置不同层次的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由检察院行使搜查审批权,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搜查执行程序,彻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途径,可以健全我国的搜查制度。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视角下的刑事犯罪记录

刑事犯罪记录是专门国家机关制作和保存的对公民犯罪和处刑信息的记录.我国在一些单行实体法中存在着对犯罪信息进行查询、了解的要求和规定,但一直欠缺程序方面的制度跟进.实践中普遍采取要求特定人员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方式来实现法律要求,这一做法既无具体法律根据,又与刑法规定的内容不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之后,可以此为程序依托进行刑事犯罪记录制度的构建.免除求职人员的证明义务,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完善相关制度.     

刑事和解的契约解说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缔结协议的方式解决犯罪问题的新的司法模式。契约精神则是基于契约关系的基本要求而孕育和升华出来的一种平等、自由的信念和尚法、守信的品格。刑事和解充分体现了契约精神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和平等的基本价值。但在同时,也表现出在维护公平、程序正义和是非判断方面存在对契约精神的异化现象,需要通过规则和制度设计使其理性回归。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论邓小平对刑法学的贡献

邓小平对刑法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邓小平关于单位犯罪的论述及其对我们的指导意义;二、邓小平关于共同犯罪人种类的认识及其对我们的指导意义;三、邓小平关于打击犯罪分子的论述及其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四、邓小平关于死刑问题的论述及其对我们的指导意义.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现代刑事法

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倡导一种良好的秩序,以突出对人性的关爱和尊重.刑事法应如何涉入社会生活的问题,是当前刑事法学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培植现代刑事法理念,坚持人本主义的刑事机制.合理建构刑法圈和合理配置刑罚量,实行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从而建立宽严相济的理性犯罪防控体系.     

刑法司法解释视域下的法院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适用机制,其主旨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指导性体现在判决理由的说明,优势在于其实务性和开放性。案例指导制度很好地克服了抽象司法解释的诸多不足,是对具体法律适用解释价值的体现和认可。该制度对于提高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性和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有着操作层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