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与张勋复辟

关于段祺瑞与张勋复辟的关系,时人有褒有贬。本文运用大量原始资料,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阐释了段祺瑞在张勋复辟整个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如段祺瑞与清室复辟派,段祺瑞与徐州会议,段祺瑞与“调人”张勋,段祺瑞马厂起兵,段祺瑞收复京城,段祺瑞的善后处理,等。总体上认为段祺瑞功远大于过,其粉碎复辟、捍卫民国的历史意义值得肯定和褒扬。     

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复辟与尊孔关系探讨

辛亥革命后 ,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尊孔活动 ,揭开了民国初年尊孔复辟运动的序幕。以往的研究 ,在政治角度取得了明显的收获。但如果从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 ,还可以透视在民国初年这一特定的社会转折关头 ,一部分代表性极强的社会角色的正统心态 ,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认识社会历史转折的艰难性、复杂性与曲折性     

张勋复辟中的张勋与段祺瑞

张勋和段祺瑞在张勋复辟中的关系是这一重大事件中一直未被澄清的关键问题。本文对张、段二人的行为进行同时段比较研究发现,张勋谋划复辟的由来已久,并召开四次徐州会议为复辟创造条件,而他的这一系列行为与袁世凯死后最高政权的府院之争联系密切;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复辟的态度非常鲜明,但他为在府院之争中获得优势,从而掌控北京政府,一定程度上默许、姑息甚至利用了张勋复辟,他既非故意引诱张勋复辟之大阴谋家,亦非"三造共和"之大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周树模、庄蕴宽与民国初年的两次复辟运动

1914年的清室复辟案与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案,作为袁世凯统治时代两次大规模的复辟运动。均为复辟图谋,又均由肃政厅对涉案人员刘廷琛、劳乃宣、宋育仁以及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进行弹劾,但是由于复辟支持对象的不同,前者以案件关系人宋育仁遣送回籍的结果告终,而后者尽管平政院院长周树模以及都肃政史庄蕴宽分别采取了"总统世袭"以及弹劾筹安会、称病辞职等政治策略,结果却是未能阻挡袁世凯称帝的步伐。这充分暴露出民初法律运行过程中政治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汤孙分裂与民初政局

汤化龙和孙洪伊同为进步党中坚,自1909年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相识以后,相交、相知近十年。随着袁世凯集权活动的升级,二人在反袁态度上产生重大分歧。护国战争爆发后,在联合反袁的契机下,孙洪伊与国民党日相接近,政见亦渐趋一致,与汤化龙等人开始貌合神离。战后,孙、汤发表不党宣言,进步党势力一分为三。彼时孙取联合孙中山与直系以制段的策略,汤则取联合梁启超和段祺瑞的路径,政治变革路线的不同选择导致二人在国会重开后变为政敌。嗣后,汤、孙及其追随者因府院之争矛盾和误解加深,间或有意气用事,以至双方在国会中势同水火,既恶化了二人的私交,也影响了国会功能的正常运作,成为研究系日后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原因之一。汤、孙分歧、分裂与交恶之历程,反映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稳健与激进之别,而这一分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民初政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以个人与派系之争为重要变数的困境。     

中华民国工党与民初的工人运动

中华民国工党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其活动基本与北洋政府统治相始终。一方面它具有近代政党的某些组织特点;另一方面它一直是以非法状态出现的,其活动基本上是反体制的。在组织、活动特点上兼有政党活动与民间秘密社团活动的双重性,体现了早期政党根植于民间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性。     

1913年谭延闿阻郭入湘与民初政局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湖南都督谭延闿从宣布湖南独立到取消独立,中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袁世凯下令与国民党有隙的郭人漳入湘查办,遭到谭延闿强烈反对,他与总理熊希龄谋划“阻郭入湘”。由于南北势力悬殊,谭延闿为求成功“阻郭”,同意北洋军队入湘。与进步党关系紧密的海军次长汤芗铭被各方所接受,率军进入长沙。谭延闿和郭人漳同时被免职,湖南最终形成了汤芗铭入主湘政的局面。     

资本、权力与关系：民初汉冶萍公司矿权博弈

民初汉冶萍公司两大矿山成为湘鄂赣三省督军、北洋势力、日本、南京临时政府等各方角逐目标,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群体却没有任人宰割,他们以股权和债权做武器,编织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左右捭阖,最终维护了矿山产权和开采权。这场资本和权力的对话,揭示了中央威权孱弱背景下,资本的韧性和张力,从微观角度揭示了民族资本家抗争性的一面。     

清末民初孔教会实践与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

以西方宗教的模式建立孔教会并试图立孔教为国教是康有为面对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而作出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事件。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可以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思想意义。     

学衡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学衡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宓、胡先■、刘诒徵等学衡派成员都受到宋诗派较大影响。学衡派内部也有唐宋诗之争,这种冲突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的论争,有着复杂的原因。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康有为与晚清民办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工业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提出应以民办经济为主.从各个方面大力促进其发展的思想主张.康有为的民办经济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在中国的初步形成,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工商政策,以使民办企业成为新的主要投资者,以及戊戌变法中的经济变革和清末"新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知识界对议会政治的认知与民国政制的演变

中国人对于议会政治的认识深深影响着民国政制的演化。“议会救国论”、“议会万能论”是清末思想界的主流 ,章太炎、孙中山等则已对议会政治有所批评。民国初年移植议会政治体制引发种种弊端 ,使中国知识界议会观发生逆转 ,“议会破产论”论、“议会过时论”兴盛一时 ,不少人一方面关注西方改造代议制的新趋势 ,一方面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可以古为今用之处 ,提出改造代议制的各色方案。南京政府抛弃议会政治的外壳、试行党治失败的同时 ,西方改造代议制的浪潮也已暴露出问题 ,人们开始进入对于改造代议制的反思期 ,“重回代议制”成为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宪政运动的主题。中国知识界的议会观的演变遵循着制度决定论与实用主义逻辑 ,社会进化论与理性主义崇拜则是其哲学基础。民主观念的激进化 ,是中国移植西式民主制度失败的思想原因之一     

民初的法律广告与法律文化(1912-1926)——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申报>刊登的民国初期的三类法律广告进行分析可知,尽管律师的形象受到传统文化中讼师形象的负面影响,但是律师广告却体现了律师对自身形象的积极塑造.法律书籍广告不仅起到了宣传法律的作用,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紧密,体现了民众期盼法律救国、国家富强的心态.法政学校的招生广告反映了民众对法律职业态度的转变与当时学习法律的热潮.经由广告这一视角可见,民国初期的法律文化虽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却在社会环境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异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清末民初学人"封建观"论析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移植与误读:民初政治精英的政党理念

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一切制度的移植,都必须贴上“国利民福”的标签,否则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为此,民初政治精英在移植西方政党理念的过程中,更多地融入了时代的价值取向。作为自由政府“固有灾祸”,以获取权力为首要目的的政党,变成了“国利民福”的载体,其掌握政权与否,“殊所不计”;本无优劣可言的政党制度,变成了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对峙”。政治精英对政党理论的错误解读,使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间产生了巨大反差,加速了政党合法性的丧失。     

民国初年广东的盗匪与地方社会——一种"非法"武力权势的形成

民国初年广东盗匪力量进一步发展,通过"兵匪流动"、"藉匪自救"等途径,盗匪集团依靠武力在地方形成了小范围的割据,甚至公然挑战或排挤政府、军队在地方社会的"合法"权利,演变为一种实际上的地方权势,成为广东地方社会控制体系的一部分.盗匪权势的形成是民国初年地方社会武力化的一种表现,其从边缘到中心的社会流动过程,对地方社会权势的多元化影响明显,加剧了地方社会的动荡.     

"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

“总理纪念周”是国民党推行仪式政治的集中反映。它被当作一种政治运行手段,用于建构和巩固集权统一的党治国家权威,成为民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民初政党政治与公民意识

政党政治是与公民意识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当民初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国传统社会之上的时候,隐藏在国人深处的臣民意识顽强地产生了各种“抗原”,如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悠久的权谋政治传统、对公平正义的曲解、私德冲击公德的行为习惯等等,这些“抗原”导致的“排异性”最终摧毁了政党政治的健康和活力。基于此,完成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推动民族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提升,才是实现政党政治现代化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