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享年岁说辨正

陶渊明享年岁说辨正□魏正申陶渊明享年６３岁，本来是个颇为明确的问题。《宋书·隐逸·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晋书·隐逸·陶潜传》：“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王质《栗里谱》...     

一部有见解的论著——读《陶渊明论略》

陶渊明是一个普遍得人喜爱而又被人热心研究的作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术界着眼于对其进行阶级分析,判定其为进步还是落后、甚至是否反动的性质上。从文学本身,也曾围绕着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的问题展开过论争。这虽并非毫无仰益,但对陶渊明研究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近十年来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局面已经改变。李文初同志的《陶渊明论略》一书,是新形势下的可喜成果。它是作者十多年来在教学、科研上所花心血的结晶。细读全书,我感到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全面地、系统地去评述陶渊明及其创作,而贯注于研究中的症结,不避枝经肯萦,进行条分缕析。因而它是言之有物的,是一本有见解的评陶之作,不仅对于一般读者,而且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作者之有见解,首先表现在不泥古。如《诗品》关于陶渊明评述的最后一句话:“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历来人们只在其评价是否公允上产生过异议,而没有人怀疑过它是否真的是钟嵘说的。李氏却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其中的破绽,指出从钟嵘仁推至陶渊明还不到九十年,何以谓之“古”了又从有关古籍记载中归纳出齐梁人称汉以前为“古“,而并不称魏晋为“古”的结论。进而又具体地分析了这/\九十年间被《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列入,’]急逸传”、“处士传”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诗人;《诗品》中称作幽处士”、“征士”的诗人又皆在陶洲明之前或与之同时,没有源出于陶渊明的,故无所谓“宗”。从而认定今本《诗品》中这一句话不出于钟嵘,怀疑其为唐以后人读《诗品》时批语所窜入。说得有理有据,论证严谨。作者之有见解还表现在不从众。学术研究是不以多数为标准的,而且以人云亦云为大忌。目前有关陶渊明的研究中,有一些意见是“权威性”的,甚至是众口一词的。如陶渊明享年据沈约《宋书·隐逸传》多定为六十三岁,《形影神三首》是针对释慧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是批判佛教思想的;晋宋之际,玄风对文学的影响都是不好的等等。但李文初同志经过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观点。如谓陶渊明的生年、享年当抛弃沈约的说法而以梁启超的《陶渊明年谱》为是;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当为始仕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参军,而非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洲形影神三首》与批判佛教毫不相干,陶诗的意境、风格、语言恃色都可看出玄学的启发与影响,因而“我国美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发生巨变、诗歌艺术引起重大创新、整个文坛呈现出新的转机,究其原因,恐怕与玄风大有关系”。此外,还认为自然与名教的和谐统一钩成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核心;陶诗风格的主要特征可以“自然美”三字概括等,都很有新意,诚为作者长期读书、思索、积累而来,而绝非一时兴致可得。从《陶渊明及其创作的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陶渊明评价的来龙去脉是摸索过一番的,并常常以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格、鲁迅、朱自清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每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都不但靠见识,而且靠工夫。在论证方法上,常把文字训话、史实考证、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如在《论陶渊明之隐》一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晋宋之际人们对隐逸的多种理解与不同态度;提出所谓隐者有朝隐、充隐、形隐、心隐儿种类型,然后阐明陶渊明之隐是颇近心隐的一类。他如《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时代思潮》中对生死观的纵向、横向的分析比较,《陶诗的理趣》中对“自然”之义的推敲,都体现了一种踏实、细致的学风,而无空言泛论、随感意测之弊。文学本身具有社会价植与审兼价雌。对阳诗的评价,过去主要以社会学的眼光,这是必要的,今后也不可少,因为社会价值是文学价值的重要方面。《陶渊明论略》中《论陶渊明之隐》、《陶谢诗的比较研究》等篇,正是从社会关系上、从整个时代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对陶渊明其人其诗进行了剖析、廓清了研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凤时作者又较多地从美学的角度对陶诗的艺术特爸给以细心的分析     

陶渊明从忠君、有君到无君观念论文释解——魏正申研陶的学术贡献论（三）

魏正申在《陶渊明探稿》、《陶渊明集译注》、《陶渊明评传》、《20世纪陶学论著》和《陶渊明及其研究论》都对“隐逸”说和“忠愤”说诬贬陶公之论予以驳评。在《探稿》里,以《论陶渊明社会发展阶段观》、《论陶公的桃花源思想之三重表述》、《陶渊明的无君论思想之我见三文》在《评传》第二编“陶渊明君臣观念论”里,     

从“不求甚解”谈到语言的理解问题

从“不求甚解”谈到语言的理解问题●李恩江“不求甚解”语出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文中称：“（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梁·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指出：“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能是名人名文...     

阮诗无酒说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同时留下诗名与酒名的是阮籍、陶渊明和李白。 陶渊明和李白都留下了大量关涉酒的诗篇。南朝梁代之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渊明集》中确实有《连雨独饮》、《饮酒二十首》、《止酒》、《述酒》等诗。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李白的诗,“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其中篇题涉酒的名篇就有《将进酒》、《金陵酒肆留别》、《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把酒问月》、《月下独酌四首》等。唯独阮籍在其毕生创作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却没有一首是咏酒的,只有其三十四中提到了酒:     

陶渊明诗两首译注析

【写作时间】本诗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陶渊明15岁。钟优民先生指出：“细味其诗,疑系渊明早年自况之作。”（见《陶渊明论集·陶渊明的咏怀诗》）又,诗中称“年始三五间”,即15岁。诗人54岁所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有言“结发念善事”。“结发、总发,指15岁（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第50页）”。     

论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的背离和补充——兼谈《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

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但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这不禁让人感到诸多遗憾。事实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魏晋风流的具体表现。加以比照。就会发现,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选入《世说新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总体上．他不符合《世说新语》的选入标准。当然,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魏晋风流的影子,而且,陶渊明所追求的“真”与“自然”对魏晋风流“佯狂”的表现缺陷有所补充．其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纠正了魏晋名士玄学人生观的不可实践性。     

也谈陶渊明诗文的倾向性——与张啸虎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1983年第4期张啸虎同志《陶渊明诗文的倾向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陶渊明某些作品的阐述,给人以启发,读后受益良多。但是,张文论定陶渊明“应属于非倾向诗人之列”,“在主体上是属于无倾向的诗人”,倒有可以商榷之处。一张文在论定陶渊明“应属于非倾向诗人之列”时,曾引用思格斯给明娜·考茨基信里论“倾向文学”的一段话,得出“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同程度倾向性的作家与作品,是大量存在的;不具有倾向性的作家与     

陶渊明故里辨

陶渊明故里在何处?至今众说纷纭。较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文学史》(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及中学语文书上的介绍是:“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二、古典文学知识丛书《陶渊明》(上海古籍出版社)中的说法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 三、《庐山历代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陶诗作者注中,说为“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人”。     

“桃花源”原型在庐山康王谷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究竟应在何处?前人有影响的说法有三;一说在武陵(今之湖南桃源县境),一说即柴桑庐山的康王谷(又名楚王谷,今江西星子县境),一说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笔者认为庐山康王谷说是正确的。持“武陵”说者,仅凭《桃花源记》中有“武陵人捕鱼为业”之句,就硬说桃花源在湖南武陵,并进而以武陵境有桃源县,说桃花源就在桃源县。其实,桃源县初置于赵宋时代,由隋武陵县改称,距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晚数百年之久。至于《桃花源记》中所称的“武陵人”,本是暗指陶渊明自     

论陶诗的“风华清靡”

钟嵘是陶渊明接受史上最早发现陶诗“真美”的人之一，但因陶渊明在《诗品》中的品级，后世对他的“风华清靡”之论探讨和研究不够。本文依据陶渊明的诗文，认为“清”正是陶渊明诗歌的审美追求，也是陶诗不同于当时华丽诗风的主要特点。“风华清靡”之论，独具慧眼，揭示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本质，是概括陶诗最为确切精当之语。     

朱光潜如何变成朱自清？

朱光潜如何变成朱自清？方一偶翻《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词典》（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该书在鉴赏陶渊明《移居》（其一）时有一段话：朱自清先生认为“陶渊明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说：“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检鲁迅《“题未定”...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解

《宋书》卷丸十三《隐逸传》记载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交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晋书》、《南史》所载略同。此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前人对陶氏所讲“不为五斗米”云云，多以为“五斗米”乃是就县令俸禄而言，并无歧义。至近人始有怀疑传统理解者，归纳起来，约有三家。１．梁钺先生在１９５７年《历史研究》第一期撰写《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首先对传统理解提出质疑，认为五斗米与县令俸禄无关，而是指陶渊明一月的含量，并推算当时五斗相当于今天一斗。…     

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

陶渊明与慧远是东晋后期,同处庐山的两位著名历史人物,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慧远为“莲宗初祖”,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关于二人之思想关系,正史未见明载,仅有无名氏之《莲社高贤传》记有陶渊明不入“莲社”故事一则: (潜)常往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出。(《莲社高贤传·陶潜传》) 宋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亦云:“(陶)靖节与远公雅素,宁为方外交,而不愿齿社列,远公遂作诗博酒,郑重招致,竟不可     

从陆机到陶渊明——“隐逸赋”巡览

在中国文学中，如果谈到描写“隐逸”的诗人，自然要举出东晋的陶渊明。《饮酒其五》、《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等这些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确立了陶渊明“陶逸诗人”这一不可动摇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成熟性来看，将陶渊明看成是使隐逸文学确立的作家是妥切的。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异释源流小考

对《论语·微子》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句,韩振峰同志提出了异释,《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主要是根据晚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四,从“不”字为语助和文意两方面来疏释。并联系《论语·微子》上下文,进一步具体阐发了俞樾的见解,对于那些忽视或忘却古已有之的异解的,是很有意义的。其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异释,远不是俞樾的创见。晋陶渊明就有《扇上画赞·荷蓧。丈人》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很明显:陶渊明是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理解为“四体是勤,五谷是分”,是“荷蓧丈人”自谓之词,并非责子路之语。陶渊明之诗,应该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异释的源头。     

魏正申、袁行霈、龚斌三家研陶专著题录

2007年3月，日本颇具影响的陶学大家、茨城大学教授上田武先生的《陶渊明形象的生成》出版后，在中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上田武先生提出，“在中国被陶渊明事迹感动的读者大有人在、非常普遍”，而“陶渊明又是如何被众多的读者所敬慕的”“这一点作为问题研究，就可以使它的内情明朗化。所以我们把陶研文化最前列的、活跃的、著名的研究者著作的前言或跋语作了相当部分的引用”。     

薛涛诗艺术风格摭谈

在蔚蔚壮观的唐诗天国里,有一群不可忽视的女诗星,命运蹇厄的薛涛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涛字洪度,生于大历五年(770),卒于大和六年(832),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享年六十三岁。著有《锦江集》五卷,惜久佚不传。今人张篷舟先生撰《薛涛诗笺》,共收薛涛诗九十一首,是目前最为精审完备的集本。南宋晁公武称赞涛“工为诗”,明人胡震亨美誉涛“工绝句”;今人郑振铎先生也说“其诗轻蒨而艳丽,时有佳句”。可见薛涛的诗,尤其是她的绝句,确有其独具的特色。本文试图从艺术风格的角度对薛涛诗作些粗略的探讨。     

飞动的精灵 不安的灵魂——陶渊明与鸟的再探析

陶渊明与鸟关系是随着20世纪诗歌意象研究的“出口转内销”而逐步受到重视的。尽管远在唐代，颜真卿就曾称道渊明“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咏陶渊明》)，捕捉到了一点蛛丝马迹，不过自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