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天津的犯罪小团伙—— 以《益世报 》为视角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天津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频繁的行政区划更迭和多国势力在天津的角逐，华洋杂处铸就的市民性格特征成为天津犯罪小团伙滋生的社会背景；当时天津犯罪小团伙数目较多，有十大恶、玫瑰党、摩登破坏团等，其作案动机、手段各异；天津犯罪小团伙的活动与作案目标、与其他社会势-力和文化风俗的冲突都有关系。     

20世纪4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解读——以《观察》周刊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受英美影响、以追求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为宗旨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领导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但由于受时代条件、阶级局限和理论方法等因素的制约，其探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     

简论近代中国报纸广告的政治功效——以《申报》广告为例

近代中国报纸广告发挥政治效力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直接通过广告发表意见、表达立场或陈述政论,发挥政治影响力;以报纸广告为联络手段或动员方式间接地为政治服务:广告中的民族主义内容客观上助涨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合作运行机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陕西农业合作运动为中心

中国合作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救济农村衰败。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政府、金融机构的共同促进下,农业合作事业发展迅速。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机构设置、政策机制,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合作体系,基本完成了合作运动的顶层设计。为促进合作运动,地方政府始终关注合作组织的登记许可、业务管理、资金融通等事务,并给予切实指导。陕西采取分步骤、分地区推进合作运动的策略,开展合作教育、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组织,截至1937年,有70个县组建合作社、互助社、合作预备社5 988个,拥有社员约25万人,覆盖人口约125万人,合作运动改善了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用积极。     

20世纪初期上海报纸广告对市民的身份塑造--以二三十年代的《申报》为例

近代上海,由于商业、战乱、开埠等原因,形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同时它还是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商业大都市.在这座移民加殖民的城市中,市民的身份处于流动、即时、无据的状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申报>为代表的报纸广告,用话语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上等社会,鼓动市民通过消费去追求品位和时尚,去塑造和体认自己梦寐以求的身份地位.     

20世纪20年代广东省府与广州市府财税权限纠纷——以屠牛捐、牛皮捐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广东省府与广州市府在财税权限中存有诸多矛盾,围绕着各项捐税的归属及分配,二者之间数度博弈,其中有关屠牛捐、牛皮捐的纠纷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如何理清财政、扩大税源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在省、市反复交涉与妥协中,最终市府财政得以扩张。省市财税权限纠纷暴露出粤省税制存有较多深层次的弊端,这些问题或强或弱、若明或暗地制约着财政统一及税制革新的进程。     

20世纪30年代前后汉口自杀问题探析——以1929—1931年《新汉口》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汉口进入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一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里,不仅给汉口带来了进步与发展,也给汉口带来了诸多社会层面的问题,例如自杀问题。通过对这一当时汉口社会中“最危险之病态”的研究和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加深对当时社会转型期的认识,并提高我们对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突出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     

试探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认同——以“陈彭案”为中心

通过"陈彭案"的研究,从而探讨该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自我认同感的动员与整合过程,并分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自我认同感得以整合和重构的因素,认为与五四情结、陈独秀个人声望、国民政府独裁和民族危机深重有关;最后认为抗战是知识分子的趋同走向。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40年代的流行小说——以徐讦、无名氏（卜乃夫）、张爱玲、苏青的小说为例

40年代的流行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本文从产生背景、爱情主题、叙事变革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等四个方面对该论题加以论述,以加强文学史上这一薄弱环节的研究.     

绩效与不足：合作运动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乡村合作社为中心

传统农业改造之关键是新的现代性农业生产要素的引进,而新生产要素的分配、扩散对于仅能维持生存的个体农民而言是力所不及的,需要由相当的组织机构来承担。为挽救农村危机,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借助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掀起了颇具声势的乡村合作运动。诸多合作社的组建,对于农村中诸如资金、技术及良种等现代性生产要素的引进有着促进作用,但同时合作社制度又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基层社会形成的“经纪”体制所困扰,使其效用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论20世纪30-40年代陕西地区的高等法律教育——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高等法律教育呈现“南东吴,北朝阳”的格局。然而此观点忽视了当时陕西地区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法律教育繁荣发展的史实。为了弥补学界对民国时期陕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高等法律教育研究的不足,通过对西北大学高等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的考察和分析,认为20世纪30—40年代,诸多法学界的名宿硕儒云集三秦,研究著述极其丰富,不仅繁荣了民国时期的法学研究,也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法律行业提供了专门人才。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为新中国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边疆研究机构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各大学的西迁,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有关边疆之研究与著述也层出不穷。在这一空前绝后的边疆研究热潮中,各大学设立的专门化和制度化的边疆研究机构成为这一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及其负责人不但编辑出版了多种高水准的刊物和研究论著,更以实地调查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促进了边疆学术研究的新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地区宗教生活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的实施,西北地区民众的宗教生活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具体表现为佛教信仰衰而复振,基督教信仰趋于兴盛,伊斯兰教活动与时俱进,道教信仰的衰落与留存;民间诸神信仰并行不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民众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     

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的现代性(下)

重读评议20多部影片,可以看到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佳作迭出,群星灿烂,具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深刻的现代性。     

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的现代性(上)

通过对20多部影片进行不同程度的重读评议,说明了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佳作迭出,群星灿烂,具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深刻的现代性。     

略论1930-19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观念

中国现代小说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既往的小说观念便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注重社会环境及时代精神、追求大众化和典型问题等方面;而在此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与之相对立的现代写实主义、“新心理写实主义”等。40年代的小说观念则带有更多的战争时代特质,其中既有传统小说的历史绵延,又有对战争小说神话的构筑。相反方向的寻求另一方净土,及对小说中“美”的追求,也取得了虽不喧嚣但却耀眼的成就。对异域小说观念的追求,成为这个时期小说观念向现代性的高峰攀登的主导。总之,一个多元化的小说观念空间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     

从鼓吹民主到鼓吹战争--20世纪40年代孙科政治态度的演变

在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前后 ,孙科致力于和平运动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 ,孙科不顾国民党强硬派的反对 ,仍争取国民党走向民主 ;但全面内战爆发后 ,孙科一改过去“亲苏和共”的主张 ,乞求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知名品牌探析

运用现代品牌学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知名品牌的名称和创立者的类型、商标文化特征与广告营销模式,说明这些品牌在当时对繁荣社会经济、丰富人民生活、支持抗日战争、革新社会风尚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旨在为今天陕西品牌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书信中的精神世界

作家的书信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虽然渐趋显性,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它们并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佐证,更多地展示了作家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丰富的内心和真实的自我。通过查找大量的原始资料,运用比较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社会历史学批评等方法,试图还原巴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部分书信中所表现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侧面：为人类的希望建构信仰;用大爱承担历史的使命;通过奋斗延续精神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