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全民的法律信仰是我国实现法治的关键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真正意蕴 ,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法治的内在驱动力 ,是我国实现法治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而我国从历史到现实都缺乏法律信仰 ,也正因如此 ,我国在实施法治战略的过程中屡遭挫折 ,步履艰难 ,法律自身与社会民众难以融合。因此 ,寻求两者的整合机制就成了我国实现法治的关键 ,这一机制就是法律信仰。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对立法而言,文化理念是立法的价值指引;公民素质是制约和影响立法质量的重要因素;制度文化与立法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法律运行而言,不同文化特性形成不同的法律运行模式;社会习惯、习俗对法律的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也是法律运行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文化对法律制度的这种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文化的建设,积极培育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社会文化。     

论公民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在现代社会,法治不能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和规范公民行为的制度体系,还应成为社会公众普遍信仰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明晰法治信仰的科学内涵和价值功能,正视公民在法治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吸收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健全普法教育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权利意识等方面促成公民对法律价值的强烈认同,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可行路径。     

论现代法治信仰的培植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意蕴就是社会成员内在性的法律信仰。我国要实现法治化 ,首先必须树立个人乃至全社会普遍的法治信仰。而现代法律教育是培育整个社会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的一条重要途径     

试论高职院校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

从法律信仰培养的意义、法律信仰危机、法律信仰的培养是法治的内在需要等方面阐述了高职院校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这是创造良好的社会法治教育环境和校园法治教育环境的必然前提,提出了高职院校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的途径。     

培养法律信仰 构建和谐法治社会

法律信仰是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法治社会,必须突破法律不被信仰的困境。笔者试图从现代社会信仰法律的原因、树立法律信仰遭遇的障碍以及对策等一些方面作一些探讨,以使法律信仰深入人心。     

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中国法治社会构建的根基--从法律文化现代化视野解读

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社会构建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不管是法律形成方面,或是法律实施方面.构筑法治社会大厦的前提和根基是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培育市民社会和公民的法律信仰.正确处理法律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唯此,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才具有了坚实的根基.     

略论法律信仰的塑造

法律信仰是法制社会最坚固的支持系统 ,是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两方面的统一 ,也是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有机统一。塑造全民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 ,但由于法律文化因素 ,法律制度的某些失误和不完善 ,权大于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塑造法律信仰也充满曲折 ,只有从内在基础和外部条件两方面着手 ,才能真正塑造法律信仰 ,为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法治的精神

法治的精神是法治建设的基本精神,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灵魂和神经,它支配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行的法律性制度安排,指引和制约着对法律资源和其他资源的社会性配置。同时,法治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原则。因此,研究培植法治的精神,使之成为民族信仰和社会理念,对于促进法治精神由理论形态变为实践形态,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心理基础

法律信仰主要有两种:法律虚无主义与法律至上主义。在社会治理结构中,人治与法治是最基本的治理模式。然而,在一定的社会中,人治与法治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人们的法律心理也就不同,以不同的法律心理为基础,形成不同的法律信仰。在我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完成法律信仰从法律虚无主义走向法律至上主义,首先必须完成法律心理的基础转换。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法治信仰社会化：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践行现代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成，人民法治信仰的形成是前提、关键和根本。法治信仰既强调的是共同体对法治的认同、依赖、信奉和遵循，也强调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的实践中践行法治原则，将法治内化为人们心中真诚的信仰。法治信仰社会化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社会化目标之一，法治信仰社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实现和完成过程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两大特征：其长期性体现在根除人治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影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艰难性体现在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公民法律素质提升的紧迫性和根除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等三个方面。因此，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过程需要法治的政治决策机制、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以及公民的法治教育提升机制协同发挥作用，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     

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导致法律信仰的生成障碍甚至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不过,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并以良性运行的法律体系、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过程为前提.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在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并不能被信仰,"法律信仰"本身的用语就存在着错误.虽然本文中仍然使用"法律信仰"的表述,但是必须将这个词语内涵扩大解释为:法律信仰指信仰主体笃信法律是具有至高无上价值和理想的真理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精神状态.实质上是对"程序正义"、"法律至上性"和"法治社会"这些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而其根本上是对自由和正义等终极价值的信仰.法律信仰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一定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其二,对这种价值理想的精神基础或根据的信仰.     

对"法治"命题的反思

法治是法律人的理想与要求,是法律职业得以存身的基本理念。法治命题是一种评价性命题,是在控制人的思维基础上规范人的行为。但由于法治的要求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很多的联系,同时也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因而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确实是与一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力量。所以要搞好法治建设,我们首先要回到法治的逻辑起点,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发挥法治理念的批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法治成长中的宗教之维

当今中国较之西方社会不存在法律和宗教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但社会特有的另一种现实的二元对立——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却以一种引导性的信仰体系为社会所选择。在社会转型时期,初创的法治正面临着普遍存在着的法律情感薄弱和法律信仰的缺失。因此,有必要对法治国家语境下的宗教及其角色定位做进一步探讨,从宗教的独特作用中确认其功能性定位,以发挥宗教在教育提升、完善道德规范中的作用,推动国家在构筑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法治社会时与宗教的良性互动。     

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状况之分析

国家有了法律,不等于其公民就有了法律信仰。而要建设法治国家,公民的内心必须信仰法律。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来看,公民的法律理念、法律信仰还存在严重的缺失。这种现状的原因何在?我们应采取哪些对策?正是本文作者思考和探讨的主要问题。     

浙江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路径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对于建设“法治浙江”更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意义。本论文在对法治文化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首次提炼出浙江法治文化的基本特质:民主性、凝聚性、先发性、前列性和开放性,并阐析了培养法律信仰、确立法律至上,强化主体意识、厉行公权约束,弘扬程序正义、倡导理性文化,为浙江法治文化建设之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