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策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论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围绕回到拉斯威尔“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中心议题,新的政策研究范式、方法和途径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理论在方法论上,不仅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学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政策研究中的客观实在假设、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最终导致了“政策科学”向“政策研究”的转换。     

当代西方政策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论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围绕回到拉斯威尔“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中心议题，新的政策研究范式、方法和途径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理论在方法论上，不仅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学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政策研究中的客观实在假设、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最终导致了“政策科学”向“政策研究”的转换。     

西方传媒政策的范式迁移与重建：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传媒政策经历了两大旨趣相异却又相互纠缠的范式：经济自由主义范式和国家干预主义范式。前者强调传媒资源分配的市场机制,主张国家和政府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后者认为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资源配置问题,主张积极的传媒政策。两种范式都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机制缺陷和政治风险,在当下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公民社会崛起的语境下,西方社会开始寻找一个超越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面向“市场-国家-社会-媒体”合作治理结构的新范式。但历经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共和主义等种种“主义话语”的探索,传媒政策范式的重建依然难脱困境。因此,面对当前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改革的迫切性,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是为自由主义注入公民政治的活力。     

社会服务品质评估的范式转换研究——从组织理性到制度公正

社会服务品质评估受市场领域品质管理的影响甚深。现有社会服务品质评估的主要范式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范式发展的脉络角度可分为传统范式、科学或专家范式、管理或卓越范式扣消费主义范式;从评估主体角度可分为专家范式和使用者范式;从评估目的角度可分为品质控制范式和品质改进范式。当适用于工商领域的品质评估体系移植到社会服务领域时,由于社会服务的独特性、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和现实的制度及社会背景因素,社会服务品质评估的范式需要进行转换,即从组织理性迈向制度公正。制度公正评估范式表现出区别于技术理性范式的不同特性：评估目标上从绩效最大化转向制度的合法化,评估侧重过程与结构并重以及评估方式上多方参与式评估。服务品质评估范式的转换对当前我国社会服务品质评估监管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利于我们在现有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做出更具本土制度契合性的改进。     

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关系民族志的新思考

关系主义范式的转向是当代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新视角,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侧重于对本质论、实在论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克服主体/客体、本质/现象简单二元划分以及静态式结构分析的弊端。首先分析本质论、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视野盲点,然后分别从世界、社会、文化的三重维度来阐释民族志中关系主义研究的重要性,最后总结出:跨界、多元、复数与混合是当下世界的现实。关系民族志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世界体系下研究复杂社会与文化越来越重要的方法。我们应提倡一种动态的、情景的、关联性的整体观,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实现民族志新的知识生产。     

近年国内社会政策范式研究之现状及展望

近年国内社会政策研究对于"范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福利体制、福利多元主义、社会排斥及发展型社会政策几个方面。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是,倾向于引介国外理论,缺乏本土理论的构建;研究主题分散,研究规范不统一。中国社会政策学者应该勇于介入社会现实,提出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方法和对策。因此,社会政策研究有必要在范式方面进行一次新的革命。     

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效果评估的理论图景与实现路径

晚近以来，刑法在呈现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态势的同时，犯罪治理也逐渐上升到社会治理的高度，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就是其中的典型体现。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存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视角对犯罪治理的参与，由此限制了犯罪治理效能的实现。为了推动犯罪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治理效能取得“质”的突破，有必要引入评估机制。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效果评估机制的构建不能简单移植法治评估、政策评估等领域的做法，而是应当在解构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内涵的基础上，选择科学合理的理论范式，由此才能真正建构出符合我国犯罪治理实践的评估指标体系。     

试论社会构建主义、解释主义和定性研究的关系

研究的认识论决定其哲学理论观点,哲学理论观点决定其研究方法论。社会构建主义的研究认识论选择解释主义的哲学理论观点,解释主义的理论观点选择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客观主义的研究认识论选择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观点,实证主义的理论观点选择定量的研究方法论。基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同样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加上管理学界对定性研究存在一些偏见,国内管理学界应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考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论,并对定性研究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国外科技创新政策评估研究现状、特点及启示

在当前科技管理改革背景下,科技创新政策评估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日益受到政府部门、创新主体和科技界等方面的广泛关注与重视.通过文献考察、调查分析和案例研究发现,国外关于科技创新政策评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在政策评估框架、方法和指标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对中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评估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理论方法不完善、评估范式缺失制约了评估实践发展,因此,加强评估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构,应是下一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发展的重点.     

语言测试的主要研究范式及其发展趋势

研究范式是指导某一领域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立场、观点的总和。社会科学 领域的四大研究范式,即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对包括语言测试在内的社会科 学各学科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语言测试的核心活动是测量,因而长期以来,该领域一直受 到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然而近年来,受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发展的影响,语言测试领域的研究范式 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的特征。但考虑到测试活动的本质属性等因素,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范 式仍将支配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 ;而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也将通过与传统范式相结合等方式,对测试研究产生持续的影响。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