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近代历史编纂学:编纂原则与演进路径

近代是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社会转型的影响,近代历史编纂学所包含的编纂原则和演进路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揭示其中所蕴涵的规律和价值,探讨它在中国历史编纂长河中的地位,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提供重要的素材.     

元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综述

元朝历史编纂学既继承了两宋、辽、金历史编纂中的优秀成果,又具有时代所赋予的多民族融合国家对历史编纂的认知。最能反映元朝历史编纂学成就的莫过于对前朝正史的修撰和典志体史书的编纂,这两部分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色和重要成就所在。有元一代,产生了一批在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他们的历史编纂思想和经验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部分。     

宋朝历史编纂学研究述评

宋朝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与时代相融合的历史编纂格局和特征.近年来,学术界对宋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在史馆制度、官修正史、史书体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反思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总结.今后的研究应该将宋朝历史编纂学的总体特征和编纂特色,以及宋朝历史编纂学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地位做进一步的研究.     

邓小平史识的辩证法思考

邓小平的卓越的史识突出表现在把唯物辩证法自觉地运用于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中,在理论上为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英日同盟与近代朝鲜的历史命运

20世纪初,出于共同对抗俄罗斯的需要,英、日两国先后两次缔结同盟条约;英日同盟形成后东亚国际局势迅速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怂恿了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并进而吞并了朝鲜。     

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编纂的影响及其局限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论证策略是,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展示出它们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将它们归结为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针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给历史编纂带来的一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我们理应作出合理的分析和批判。     

梁启超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

梁启超在建构具有近代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关于历史编纂理论的认知和思考、传统史书体裁的评价和改造等方面展示了卓越的史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一些论述和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范围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而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等方面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均属大文献学范畴.     

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及其特色

本文论述了希腊古典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巨大成就及其特色，认为研究和探讨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有利于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及当今史学的发展。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嬗变与中西史体的初步交融

近代以降,中西文化开始会通,历史编纂学逐渐突破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既定轨道,向近代迈进。在编纂理论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并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方面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在编纂体裁和体例方面,在反思传统历史编纂的成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家提出以"新综合体"改造传统的史书体裁形式;在中西史学的互动中,西方历史编纂理论以及体裁、体例逐渐融入中国历史编纂的实践中,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作用。     

历史编纂的文史相生之境

如何看待和处理\     

分类编纂唐诗总集的历史考察

分类编纂唐诗总集的现象由来已久,几乎与唐人文集的创作、刊刻和传播相伴始终。由于唐五代时期战乱频繁,加上天灾人祸等主客观原因,致使许多唐代文献典籍先后失传,能够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唐人顾陶所编《唐诗类选》,是真正意义上最早分类编纂的唐诗总集,惜其正文已佚,仅《文苑英华》中存有前序和后序。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等是现存比较有代表性的类编唐诗总集。考察历代类编唐诗总集的基本状况,既能探究不同编纂者独特的编纂实践,又能折射出古代文献典籍的传播情况、唐诗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某一时代的审美风尚,兼具文学批评的共性特征和个体实践的典型意义。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从《容斋随笔》看洪迈的历史编纂思想

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多有对历代史书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洪迈的历史编纂思想。他强调在撰写史书时要坚持＂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并且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之上＂去粗取精＂,同时对史著语言提出了自己＂精益求精＂的要求,最后回归于＂辨明正统＂的编纂原则,实现其作为一位优秀封建史家的历史诉求。     

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

时代的变动和进化史观的传播,使清末民初的史学进入新史学时期(近代史学的确立期)。为适应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和传播历史知识的需要,一批具有新的编撰体例和指导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成为新史学时期绚丽的风景。文章揭示了历史教科书兴起的背景以及在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面的特点。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

儒学虽在近代中国渐逝了官学地位,但还是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儒学仍然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以及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     

试论近代长沙米市的历史成因

近代湖南的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产生了一批地区米市。长沙以其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在这些米市中脱颖而出,成为近代湖南最大的米市,并进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四大米市之一。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

传统史学的二重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有很集中的体现,史书修纂中的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等,自《春秋》起,在近三千年的历史编纂史中始终一以贯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属性。对待这一属性,当取审慎辩证的态度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