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感

近二三十年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从前一世纪以来的对于欧洲历史那种强烈的、乐观信念的丧失。十九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开端于朗克学派,这个学派在德国和英国留下特别深远的影响。朗克学派最吸引人、也是最能蒙蔽人的地方,是它主张史料的全面估有和对史料的客观批判。朗克(Leopold Runke)本人是最先为资产阶级史学揭开西方各国档案材料的历史家。他在西方史学界所以享有不可一世的声名,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标榜从客观史料写历史、重视史料的析疑辨讹、有一套看来是颇为严谨的家法。在他早岁成     

温故而知新——史学方法更新论

史学的发展是与史学观念的进步和史学方法的更新分不开的。萌芽时期,史学观念是朦胧的,治史也是直观性的;中世纪神学史观指导下的是实录式的记史方法;近代资产阶级兴起,与理性主义、英雄史观相适应的是思辨分析的治史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唯物史观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等方法成为唯物史论者治史的主要方法。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可见更新史学观念,拓宽知识结构,才能使古老的史学充满活力。     

全球史观和世界史分期问题

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如今被全球史观全新的史学思维范式完全否定了.传统的历史主义史学流派代表了一种以时间先后为序的纵向思考为基础的史学思维范式,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历史分期这一史学研究方法就是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合理性.全球史观主张把一切发展、变化或历史现象都纳入共时性研究,强调非连续的变化过程,历史分期的合理依据在全球史观的横向思维范式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新史观的史学家们纷纷宣告自己摈弃历史分期法的姿态在不同程度上同分期法划清了界限.     

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

十九世纪 ,兰克及其学派独步史坛 ,代表着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 ,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现今国内外史学家对兰克及其学派作了全面的研究 ,得出了许多一致的认识 ,然而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如兰克史学是客观主义史学还是实证主义史学 1,进而言之 ,十九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如何等等。本文仅将兰克史学与以孔德为理论奠基人的实证主义史学两相比较 ,以求为兰克及其学派找到定性的恰当位置、并进一步使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明朗化。一、兰克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区别首先 ,对历史探究的层次上来…     

浅论新剑桥学派对边际生产力论的批判

战后五十年代开始,英国的新剑桥学派系统地展开了对边际生产力论的批判。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是少见的。它对于凯恩斯经济学在战后的发展和演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一) 边际生产力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庸俗分配理论。这一理论本身并不是独创的作品,它实际上是十九世纪早期流行的马尔萨斯的“土地收益递减律”、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与十九世纪晚期边际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根据     

试论年鉴学派及其史学模式

法国年鉴学派已经走完六十多年的历程。当它于1929年草创之时,还只是西方史坛中“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经过三代学者不断的探索和奋斗,它已成为当代西方史学中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其影响所及,不仅推动了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学的方向。正如美国著名史学家斯托扬诺维奇所言:“显然,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如果说实证主义史学是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主流的话,那么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应当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法国史学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全面了解这种新史学,以期给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学科动因,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环节。     

英国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英国的史学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次革命仍在进行中。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英国的历史编纂工作是隶属于非专业人员和那些创作文学名著的文人的学术研究领域。从那时以来,英国的史学研究日益成为专业学者的学术研究领域。在英国,这一专业化的过程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二     

论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直接先驱者。十九世纪初期,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英法资本主义经济巳全面发展。而这时的德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地主贵旅掌握着政权,当李斯特走上政治和经济舞台时,面对的是德国民族的分裂,英国资本主义的竞争威胁和德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他深     

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产生的改革思潮与风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为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而积极研究西方各国历史。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变法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抨击封建史学,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观初步形成。资产阶级史学虽呈现一时的兴旺,但其本身的局限性无法促进史学的繁荣。“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使史学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评Ю.Н.阿法纳西耶夫著《反折衷主义的历史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法国‘年鉴’历史学派》

现代法国史学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同团结在《年鉴》杂志周围并组成了所谓“年鉴”派的一批史学家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在二次大战期间,这一学派根据М.布洛赫和Л.费弗尔的创议而产生后,就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学中占优势的经验主义、历史记叙(“实证主义”)史学进行不疲倦的斗争。同把自己的任务简化为只是记叙某种“事件”(多半是政治和外交史方面)的那些史学家相反,布洛赫和费弗尔主张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这一范畴以及研     

论马基雅维里对文艺复兴史学的贡献

马基雅维里的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修辞派史家史学实践中出现的危机,使得历史学与政治的结合更加密切,开创了文艺复兴史学中的政治学派;他注重从人性的角度解释历史,继承了中世纪史学中萌发的进步史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历史循环论;而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意识,则使得他在继承早期人文主义者意大利整体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意大利近代民族国家观,开创了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先例;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历史相对主义论、从多种角度解释历史的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自古代以来存在的一元论思想。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史学评析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史学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方面：鲜明的人文主义史观，写作风格上的模仿古典史学和强烈的爱国热情。这一史学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我们更应看到，人文主义史学在冲破封建神学对史学的控制，为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上所作出的贡献。     

法国年鉴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评价

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今西方史坛上的主流学派之一。自本世纪初叶产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育成长，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新颖独到的史学理论，不断变革的研究方法，确立了它在西方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年鉴学派的产生不是偶然的，２０世纪初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科学的进步，观念的变革，都为年鉴学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年鉴学派的原则是“总体史观”。研究对象广泛，不限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方法综合了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把历史研究从政治、军事、外交史，扩展到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无所不包广泛的研究范围中去，开拓了历史研究新领域。     

英国近代早期农业研究两种史学观点的考察

国内外对英国近代早期的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从研究方法和着重点上看可分为两种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运用宏观分析方法,把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作为农业变迁的核心内容.二是资产阶级史学观,多采用微观、个案研究,把近代早期英国农业发展、农业革命的中心内容局限在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变化上.借鉴两种观点,将会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鉴戒史观散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自身的发展中,曾经形成过神意史观、循环史观、英雄史观、鉴戒史观、进化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其中,鉴戒史观历时弥久,几乎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中心内容。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贯性。”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对鉴戒史观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一、鉴戒史观:古代史家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基本估价。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与估价,是我国古代史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     

简评凯里调和经济利益的理论体系

凯里(1793-1879年)是十九世纪中叶早期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要代表作是《社会科学原理》(写于1857至1860年间).当时是经济利益调和论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放其出笼的历史背景是,阶级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威胁的形态,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广泛传播.这股反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凯里外,还有英国的西尼耳、法国的巴师夏.他们攻击古典学派,其目的在于摧毁从李嘉图理论中寻找理论前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专门评价了凯里本人及其学派的理论特征,即他们"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词句来人为地加快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式的发展."本文力图辩证地全面地评述凯里的经济利益调和论,以及凯里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史之研究（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西方全球史观及中国历史哲学研究范式的构建

自黑格尔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概念以来,历史哲学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谱系:一个是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史学理论基础上开创、并由列宁等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另一个是以巴勒克拉夫等人在批判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基础上开创、并由沃勒斯坦等人发展的全球史观。这两个谱系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均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们应当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理论成果,不断实现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中国佛教史观研究导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长河中,有一条特异且重要的支脉,那就是中国佛教史学.历代佛教史家所撰的佛教史籍,不仅记载了无比丰富的佛教史事,也蕴含着独特的佛教史观.然自近代以来,佛教学者对佛教史观的探讨非常罕见,系统的研究至今未见.笔者在系统研究中国佛教史籍的基础上,从中抽绎出六种主要的佛教史观,即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并把佛教的缘起论作为一种最为根本的历史观,用以统摄上述六种史观,从而提出"一本六支"的佛教史观理论体系.佛教史观的揭明,对于理解佛教史籍乃至佛教的全部历史,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