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双音词语分言、合用例释

本文对《诗经》的双音词语,就分言、合用现象发例作释。这项考察,可为汉语词汇史提供资料。就共时而言,《诗经》里的这些双音词语已经合成,但结合得尚不太紧密,最突出的是还可以间隔,所以在语用上分言、合言往往并见。这跟词汇的发展有关,也跟《诗经》语言上的特点相因。《诗经》中双音词语的分言和合用,表现的形式是多样的。就分言而论,可分:(一)同字间隔例;(二)异字镶嵌例;(三)分属两句例。下面分项讨论,以分言为例,与合用比叙。其有特例,随文解释。     

《说文解字》中遗留的钟祥方言本字考

在汉语方言中,许多词语由于字音、字形的变化导致词语和字形失去了联系。考释方言本字就是寻求字音和字形之间的这种联系,追本溯源。本文利用语音、语义及相关文献,对《说文解字》中遗留的32个钟祥方言常用词进行考释,为这些字找到本字。     

《诗经》注音考辨

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历经时代沧桑、社会变迁、加之社会风俗的更革,古今字音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出现《诗经》今注本注音混乱、分歧的现象,使得读者不知所从。所以,对于《诗经》进行正音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五部《诗经》今译本的对比校对,参稽大量的《诗经》研究文献,详细比勘,择善而从,对《诗经》今音的实际读音情况进行系统辨析,总结归纳出注音分歧出现的原因,以期对《诗经》字音有更清晰的认识。     

《聊斋》语流中的《诗》源

《聊斋》语流中的《诗》源方文一五十余万字的《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是下游的一泓清泉。从它的语流里，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源派。它直接引用《诗经》的词语就有２００多条。现在就引用的不同方式，逐一地进行分析比较。一、沿用原词语蒲松龄把《诗经》...     

《安腔八音》声母系统研究

《安腔八音》是反映清末民国初福建福安方言音系的一部韵书。通过与现代福安方言、上古、中古声母的比较 ,论证《安腔八音》十七个声母的来源 ,进一步印证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娘日归泥、精组章组庄组三组合流、喻三归匣、全浊声母清音化等现象。     

论《诗经》中的数词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就数词而论,三百零五篇中有一百三十余篇使用了数词,占全书篇目的五分之二以上,其中有的一篇中就出现了四十余处之多(《豳风·七月》),可谓古今罕有。为些,本文试图就《诗经》中数词入诗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汉字结构解析》

<正>《汉字结构解析》是一本分析、解释汉字结构的书,通过分析汉字的字形,来解释汉字的字义.指出汉字的字音,并寻找出这些字义、字音与字形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此     

李善《文选注》疑难音注校释四三则

音注校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李善《文选注》中的音注校勘盲点较多,注校工作并未终结。今选取前人未校勘的疑难音注为研究对象,校释43则疑难音注,其中把形符作声符致误1例,字形近似而致误22例,正、俗、通、别、或体等转写而致误10例,传抄刊刻脱漏而致误1例,类化造成的讹误1例,误认联绵词的字形1例,乱改联绵词的字音1例,给被训释字注训释字的音3例,义同换读而致误2例,阙疑不校1例。详加校正或解释上述疑难音注,以期对李善《文选注》有所补正。     

为藏文字典的编排顺序试提一个新方案

藏文是拚音文字,一般藏文字典词书通用的编排形式,多按字形来排列顺序。首先是以三十个字母为部首,以三十个字母的顺序为顺序。其次在每一部的内部,也按字形为前后排次的依据。当然也有按字音来排列的,如同音字典。也有按字义来排列的,如章     

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是很大的。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国遣使入贡,这是日本和我国交通的开始。自此以后,汉字就传入了日本。据历史记载,百济王仁率织工并携《论语》、《千字文》于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到了日本。可见至少在第三世纪,日本已经有汉字流传了。据一般说法,日本汉字的读音共有三种:最早传入日本的叫做吴音,后来传入的叫做汉音,最后传入的叫做唐音。例如“京”字在“东京”tōkyō一词中读吴音kyō;在“京师”kei shi一词读汉音kei音;在“北京”Pe kin一词中读唐音kin。在日本汉字音读中,     

浅谈黄侃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

“声近义通”作为一种训诂学上的术语,涵盖了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一种学说,即“声近义通说”.这种学说的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乾嘉学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彻底冲破字形的蔽翳,自觉地运用声义互求的办法进行训诂,“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乾嘉学派之所以提出“声近义通说”,是由于他们在总结前人训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不但同声符的形声字往往义通,甚至字形毫无联系,只要音同或音近,也每每同义.首先提出这种见解的是戴震.戴氏在《六书音韵表序》里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在《转语二十章序》里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而其义亦可比之而通.”其后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其师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段氏在《广雅疏证序》里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     

浅谈正音正字训练方法

国家教委和语委曾提出：“要进一步做好师范学校普通话的普及、巩固和提高工作．”普及、巩固和提高的基础应从正音正字做起，然而，汉字总数太多，通用汉字就有六八千个，常用字也有三四千，笔画较多，结构较复杂，字形相似的多，同音字、多音字较多。这样，就给正音正字训练带来很大麻烦．尽管如此，在正直正率训练时．若能采用一定的方法，也会收到很大成效的。每个汉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正直正字训练的目的就是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因此，训练时就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抓住拼音的规律，克服方音，规范字音．拼…     

《方言笺疏》校勘评议

本文从校勘方法、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对清钱绎、钱侗《方言筹疏》的校勘作了评议。文章认为,在校勘方法中,钱氏依据字形、字音、文义,对汉扬雄《方言》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方言》的著作进行了校理。钱氏在校理过程中,指出了古往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但钱氏的校理有时主观武断,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尽管如此,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及训估学均有一定价值。     

西周史论述(下)

七、蒲始迁徙 周公东征,经过历时三年的长期战斗,给商的残余势力以歼灭性的打击,击溃了商的三百六十夫,分封了许多诸侯,迫使商族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方向,南北都有。南迁的进入南中,成为畲族、瑶族,详见我写的《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一期)。 瑶族以盘瓠为始祖,音转为盘古。盘瓠、盘古是蒲姑、夫余的对音。古无轻唇音,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上册）歌词用字、注音、释义中的问题

民歌歌词是一种方言的文学，所用词语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如果民歌采录者不谙方言学知识，往往会把一些字写错、音注错、义释错，有碍对民歌思想内容的理解，有损对民歌情趣的体味及字音的准确发音。本文就《中国民歌集成·陕西卷》（上册）陕北民歌歌词用字、注音、释义中的一些问题，经过调查考证提出异议     

浅谈《说文解字》中的“一曰”与“阙文”

“一曰”与“阙文”是《说文解字》的释字体例,是其释义兼存异说的两种表现形式。 “一曰”是在并录某字两个或两个以上义项时所用。有时亦用“或曰”、“一说”或“一曰”之连用,表示在形体说解、义训、读音方面并存异说。 “阙文”是表示对某字形、音、义难以确释时,为慎重而疑,主要表现为字形不清存疑,字义不清材疑,字音不清存疑,或形、音、义均不清而存疑。     

读《方言》拾零

汉扬雄著,晋郭璞解《方言》卷十一:蝉,楚谓之蜩(郭璞注音调)宋卫之间谓之 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音良)蜩…… 按:蝉,今音chn。根据清代古音学大师钱大昕“古无舌上音”说,上古之蝉字,其声母当为舌尖音,即归“端”纽。今从《方言》十一卷给我们两点启示:     

怎样给《诗经》注音——评袁梅《诗经译注》

袁梅所著《诗经译注》是一部颇有特色之作。译文比较口语化,译文与原诗并列,便于参阅;注释考证较为详细,提供了不少资料。但此书在注音方面问题较多。笔者翻阅了袁梅的注音,仅《国风》部份(按页码计算只占全书的2/5)就有100多处“硬伤”,那些应当注音而未注,不注就会引起误读的字还未计算在内。其错误情况也多种多样。本文就袁梅注音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略陈愚见,向著者及同道请教。一、关于音据《诗经》是先秦时期的作品。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当时的具体音读。音韵学家虽然能够研究出那时期有多少韵部和多少声组,并根据音理拟测出各韵部甚至所有韵母和声纽的发音,     

漫谈朝鲜汉字音舌音的演变

这篇短文算不上什么正式论文。去年,我有机会发表了拙作《汉语上古音在十六世纪朝鲜汉字音中的遗存》(以下简称《遗存》)一文。尔后,几位同志来信提出如何看待朝鲜汉字音舌音字自从十六世纪以后的变化。我认为这同当今朝鲜汉字音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有关,所以仅据我个人的理解谈几点看法,愿跟大家共同探讨。但这里须要指出:这仅仅是初步的,而且是局部性问题的商讨。因为要对朝鲜汉字音这样一个大领域作出某一种结论,单凭一两篇短文是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