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写战争

<正>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中写战争的部分,是我国古代史学宝库中一颗光采夺目的瑰宝,值得我们重视、鉴赏。因此,本文试对《通鉴》写战争的问题略作探讨。一、关于写战略方针《通鉴》写一些较大规模的战争,不是简单地铺叙战争的一般过程,而是着意地写出交战者的战略方针。试举《通鉴》写楚汉战争为例。     

《十国纪年》存亡略考

<正> 《十国纪年》是记载五代时期十国历史的一部著名史书。作者刘恕,字道原,北宋皇祐进士,曾参与修《资治通鉴》。刘之才、学、识皆名高一时。史称:“自太史公所论,下至显德之末,纪传而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当时司马君父、欧阳文忠号通史学,贯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一生手不释卷,著述除《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外,尚有《疑年谱》、《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     

《资治通鉴考异》对史学的贡献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三十卷,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同时完成。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时,将《考异》条文分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考异》与《通鉴》始合为一书,但《考异》仍有单行本通行。长期以来对于《考异》的研究,是《通鉴》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对《考异》的研究多限于《通鉴》研究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专文论及的寥寥无几。白寿彝先生指出:“在考异著作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尤应受到重视。”(《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考异》确实在史学上有很大的贡     

范祖禹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共354卷,囊括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1362年的历史。《通鉴》包罗宏富,卷帙浩繁。它是由司马光主编,刘(分攵)、刘恕、范祖禹等协助,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完成的。作为司马光的助手之一,范祖禹在编写《通鉴》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过去讲《通鉴》时,往往只谈司马而少谈范与刘,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对此,本文试评述之。     

"通鉴"类史书:中国讲史小说之前源

《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等“通鉴”类史书 ,可以说是中国长篇讲史小说的前源或母体。宋元讲史 ,讲述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明清历史演义在题材内容、编撰思想、章回体式、叙事结构及战争描写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类史书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既与宋元以来“通鉴”类史书的普遍流行和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有关 ,同时更与小说艺术的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 ,才庶几可以更好地把握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发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     

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     

《通鉴目录》浅探

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者相继不断,在众多论著中,对研究司马光另一部与《通鉴》关系密切的著作《资治通鉴目录》(以下称《目录》)很少问津。本文在点校《目录》的基础上,就《目录》是否为《通鉴》的提纲,《通鉴》在付刻前是否作过修改以及《目录》校勘《通鉴》的价值三个方面,作一番探讨。一、《目录》是《通鉴》提纲说辨误《通鉴》的编纂过程分为丛目、长编和定稿三个步骤,这在学术界已有定论。最近,宋衍申先生在《司马光传》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说是丛目之前有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在编写过程中不断修改,《通鉴》上奏前又做了一次定稿,成为今天所见的《目     

博野军考——《通鉴·胡注》纠谬之一

《资治通鉴》·唐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响导,以趣长安。博野军,《通鉴·胡注》曰:“长安二年,李寰帅     

王仙芝起义年代辨正

以王仙芝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其究竟发生于何时的问题,长期来史书记载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三: 一曰乾符元年说; 二曰乾符二年说; 三曰乾符中说。以上三说,孰是孰非?且辨析如下。第一种主“乾符元年”说的是《资治通鉴》和《平巢事迹考》。但此二书均为宋人著作。他们距王仙芝起义,相差二百余年,撰书时,虽有一定材料依据,但未必确凿可靠。《通鉴考异》卷二三曰:“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     

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

中国封建历史学典籍丰富,体裁完备,记述详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长之一。谈到历史著作,不能不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两部名著不但是中国封建时代史家之绝笔,也无疑是世界封建时代史家之绝笔。本文想谈谈《资治通鉴》编写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通鉴》各纪的成书年代《通鉴》的编写,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终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共十九年的时间。治平三年四月,司马光把写好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他在《进通志表》中说:     

评《资治通鉴》关于商鞅变法的论述——论司马光的曲笔之一

《资治通鉴》是宋朝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刘恕、刘邻、范祖禹等的协助下,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写成的一部编年体古史名著。它的出现,对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司马光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编阅旧史,旁采小说”,“参考群书,评其异同”,“研精极虑”,“举撮机要”,“抉摘幽隐,校计毫厘”(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之一《进资治通鉴表》)在搜集史料,考订史实上下了很大的工夫。所以《资治通鉴》在史料的可靠性上超过许多正史,已经成为古今许多历史学家的公论。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王培华胡三省从二十几岁开始，先后两次为《资治通鉴》作注。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冬，完成《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音注》），也称作《新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为《通鉴蝴注或胡注。胡三省的成就不仅仅是对《通鉴》在...     

朱熹的《通鉴纲目》及史学思想的新阐发──读汤勤福新著《朱熹的史学思想》

汤勤福的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下简称汤著），拜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必欲一吐而快之。一汤著在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鉴纲目》“凡例”是朱熹所撰，他还撰写了部分的“钢”，而“分注”则是朱熹托其学生赵师渊撰写完成的，即认为《通鉴纲目》的主要作者不是朱熹而是赵师渊。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几成定论。对此汤著作了说细的考辨，得出了全然不同的新论断。作者考证，元朝贺善曾指出当时有人怀疑《通鉴纲目》非朱熹所作；全祖望、王梓…     

“毌丘俭”与“母丘俭”辨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载文《夫余的疆域和王城》,引《三国志》卷30《东夷传·夫余》云:“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误将毌丘俭作母丘俭。恐系依《资治通鉴》音注所致。《通鉴》卷73“毌     

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旂续《通鉴》异同之探讨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都是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这两部书著录时间相近,具有共同的时代特性,都注重正统,强调史学的经世宗旨,但它们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却表现出“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王氏强调“史中求鉴”,重视事功,体现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薛氏则注重“史中求道”,强调道德修养的力量,表现出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     

窦建德大量任用隋官僚是在擒杀宇文化及后吗

《辞海》关于窦大量任用隋官僚始于何时的说法,似欠妥当: “擒杀宇文化及后,大量任用隋官僚,遣使到洛阳朝见越王侗,在战争中‘每获人士,必加恩遇’。”据《旧唐书·窦建德传》所载: “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资治通鉴》炀帝大业十二年:“先是,群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我们知道,《旧唐书》是隋唐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其史料价值远高于《新唐书》等;《通鉴》一向享有较高的声誉,隋唐史研究亦常以之为据。据上二书得知,窦擒杀宇文化及父子在武德二年;而上引大用隋官士人的史料,却明明是在大业十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试论严衍的《通鉴补》

宋元以来,在研究、注释《资治通鉴》的著作中,论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当然要首推胡三省的《音注》;然而在胡三省之后,对《通鉴》用力之勤、补正之多,恐怕就数得上明代严衍的《资治通鉴补》了。     

重视历史经验的研究

毛泽东同志曾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一九四二年,他提出要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理论。后来又说要“古为今用”。这都是说要重视历史,要注意历史的经验,要知道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重视历史经验,是我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尚书》第一篇《尧典》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曰若稽古”。对于历史经验的注意,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北宋司马光把自己一部历史著作称为《稽古录》,在这部书中,他说:“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后来又以长达十九年的时间,竭平生之力,在当时著名史学家协助之下,写成一部编年史巨著,宋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以史为鉴,也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色。我国古代大政治家李世民,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说;“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正月)。借鉴,是古为今用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