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立法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为了避免反倾销成为片面保护国内产业利益的手段,将公共利益原则纳入反倾销立法是现代反倾销制度的发展趋势之一.WTO<反倾销协议>和欧盟、加拿大等成员方的反倾销法律都对公共利益原则作了规定.如何确立和完善公共利益原则,对于反倾销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反倾销立法中应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完善相关制度,以保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新时代转型

通过综合分析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规范历程与实践变迁可以发现,其历史演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补充法律规定功能的确立、废止与长存。规范上的废止源自于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有别于立法的理论批判,实践中的长存植根于哲学诠释学关于解释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的理性判断。二是明确界限功能与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的角色转换。在规范层面,明确界限是立法解释制度的主要功能;在实践层面,明确界限转变为统一法律适用的主要方法。在我国宪法迈向合宪性审查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及区分独立型立法解释与辅助型立法解释的理论前提下,立法解释制度可以发挥增强合宪(法)性审查说理性以及法律合宪性事后控制的新功能。为促进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全面与有效发挥,应建立健全立法解释制度与合宪性审查、法律修改等相关制度的衔接联动机制。     

法理视野中公共利益之边界

公共利益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界定及其界定程序,在现实中引发了一系列带有普遍说明性的社会矛盾乃至冲突。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从受益主体和利益内容两方面人手进行分析,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发展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共同利益有一定的区别。     

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的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确立了由法院审理决定的司法审查模式,标志着我国保障精神病患者权利的重要立法进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防卫社会的功能,这一程序将医疗模式司法化,使强制医疗措施成为在刑罚之外精神病患者可以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该程序存在着法律要件规定不明确、用传统的证据审查方式判断强制医疗案件、刑事司法精神鉴定结论游离于程序之外等问题,还需要从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和方法、规范缺席判决制度的适用、健全刑事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从WTO反倾销守则看美国与欧共体现行反倾销法及我国的对策

世界贸易组织 (WTO)反倾销守则最终将世界范围内的反倾销立法与实践统一起来。然而 ,作为反倾销措施适用最多的美国与欧共体 ,其国内立法和具体司法实践仍有很大不同 ,加上新的反倾销守则在诸如反规避措施的规定上未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反倾销守则将与各国国内立法与实践并存 ,这在反倾销措施日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首选手段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显得更为重要。本文就反倾销守则及欧美现行反倾销法进行比较分析 ,进而探讨我国在进行出口贸易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及如何利用反倾销守则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并且制定出相应的外贸政策     

公共利益:基于概念厘定的立法导向与制度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存在公共利益泛化和弱化两种错误倾向.以公共利益为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立法大致经历了公共利益统合一元立法、利益多元化立法、公共利益独立化立法三个阶段,立法本位实现了从国家利益到个人利益再到公共利益的转变.科学公共利益观应当是一种和谐包容利益观,要求客观看待社会利益多元化,科学处理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要充分肯定个人利益之合理诉求,也不能无限夸大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是我国未来立法的重要导向之一,为此要厘清公共利益内涵外延、规范公共利益立法表述,创新公共利益立法模式,尤其是要通过类型化立法方法和民主程序科学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明确行政实现公共利益的比例原则,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探微

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是建立在利益平衡论之上的贯穿于反倾销法律制度中,体现反倾销法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利益平衡原则是反倾销法的指导原则,而公共利益条款是利益平衡原则的集中表现,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的确立能体现反倾销法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指导反倾销实践,也有助于克服反倾销法的消极作用。应充分认识到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性地位,反倾销法中应明确建构利益平衡原则。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行政立法模式的变革

我国现有的分片分块、各自为政的地方行政立法模式已不能适应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客观需要,因此,变革地方行政立法模式、协调地方行政立法冲突就成了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借鉴欧盟法在其成员国中直接适用和优先适用的法制协调成功经验,可逐步构建能在区域内各行政区划统一适用的区域行政立法体系。它是一种介于国家行政立法与地方行政规章之间的中间层次的行政立法模式,其不仅是适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佳选择,也填补了我国行政立法层次中的断层和空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应通过完善立法法和修改相关法律条款的方式明确区域行政立法是地方立法的合法形式,使区域行政立法合法化,并明确立法的主体、可协作的权限和范围,规定行政立法程序,解决法律渊源和位阶问题,理顺立法审查监督机制等。     

论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公共利益在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现代行政的目的,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基础.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不仅限定了公民的权利界限,也为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行使设置了法律边界.然而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这一不确定性表现在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对此,需要在公共利益与相关概念的比较中把握其内涵,并通过确立一定的判断标准和法律程序,在立法、行政、司法等环节对公共利益予以审查和界定,以保证行政法上公共利益的实现.     

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中声明保留规定的反思

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制度原本是为了平衡社会公共利益而设置的,但我国著作权法中却赋予了权利人不少声明保留的权利。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形中,声明保留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平衡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所设置,本文就针对声明保留的具体适用作出检讨。     

论对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审查制度

我国法律对行政法律规范规定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上的多方面的监督制度, 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致现阶段我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有效的对行政法律规范的监督机制。行政诉讼中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体现了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一定的审查, 本文主张应当在此基础上建立对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审查制度, 并认为这是一种与我国现行宪政体制和司法实践相适应的具有特定内涵的司法审查制度。     

浅析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

对反倾销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是WTO规则一项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对我国司法机关的行政审判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第一个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文件。这一解释和《行政诉讼法》和《反倾销条例》构成了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体系。本文围绕这一体系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进行了详实的阐释 ,并认为应该将反倾销的不作为也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公共利益在行政征用中的界定

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在宪法中确立了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征用制度.清晰界定征用中的公共利益,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政府借用公共利益之名来行危害公民权利之实.结合国外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立法和实践状况,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公共利益应从法律和实践两个层面界定,以期对公共征收和公民人权保障有所裨益.     

美国与欧盟现行反倾销法及我国的对策

ＧＡＴＴ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达成了新的"反倾销守则",全称为《关于执行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以下简称新守则）。它是在欧美国家多年的反倾销立法与实践的基础上对"东京回合"后达成的"反倾销守则"作了全面修改与补充,提高了透明度和法律上的预见性,加强了程序要求,强化了反倾销的纪律,从总体上来说顺应了美国与欧共体在反倾销措施的立场。除个别条款外,新守则基本上倾向进口国的利益,顺应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需求。它更多地代表了反倾销措施适用最多的美国与欧共体的利益。本文就ＷＴＯ反倾销守则及欧美现行反倾销法…     

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特别的未成年人起诉程序。现行的刑事程序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酌定不起诉存在适用案件范围狭窄、单一以及实体规则抽象、程序缺乏透明、后续保证措施缺失等问题,需从立法层面尽快修改酌定不起诉相关规定、明确酌定不起诉的主体和条件、改革刑事审查方法,增设监督、听证程序及后续观护制度,建构和完善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     

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

本文认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反倾销措施受到中国政府更多重视和使用 ,标志中国关于货物贸易的对外贸易管理政策正在经历历史性结构调整 ,从过去限制进口为主转到维护进口产品引起的国内经济竞争秩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2 0 0 2年 1 2月公布的反倾销司法审查规定 ,提高了中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国际化水准 ,推动了采取反倾销措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进程。在中国司法审查程序上 ,第一次明确规定划分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的司法审查结构 ,涉及审查范围上的合理化立场 ,提出对审查标准规则的期待 ;在反倾销措施的行政程序上 ,将通过司法审查强化行政案卷和最佳信息证据制度的法治内涵。     

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程序保障之设置——以规范我国征收征用制度为考察目的

新出台的《物权法》在第二篇所有权中规定了我国的征收征用制度,这意味着本是公法中的核心概念的"公共利益"已引入到了作为私法的《物权法》之中。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在缺乏中央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做硬性规定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需要"的滥用,在出现征收、征用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时,亦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无明确的法律可依。因此,应从学理上对行政征收征用做涵义上的解读,强调厘清"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内涵,并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公共利益设置的程序保障等问题进行诠释和探讨,以解决我国征收征用制度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问题。     

登记离婚瑕疵补正的理论检视

我国离婚登记制度存在诸多瑕疵,这主要是因为客观考量标准的缺失、审查职责不明确、责任归责虚化以及法律程序的缺位等。我国未来立法应当在明确登记离婚的民法属性和行政登记行为的公示公证功能的前提下,设置具体的证明体系和审查体系,以保障离婚登记的合法有效;引入人事诉讼程序、严格规范行政诉讼程序,明确过错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和过错行政行为的行政责任,赋予瑕疵离婚登记以法律救济。     

试论我国对胎儿权益的民法保护

对于胎儿的利益是否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各国存在着不同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未出生的胎儿不具备权利能力,也就无法寻求法律的保护。尽管我国也注重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但是还不够全面和完善。目前我国民法从立法和司法实践角度应当从胎儿利益保护的基础理论出发,在考察国内外胎儿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有关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构想。     

行政法视野下的公共利益的界定

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是政府征收或者征用私人财产的一项前提条件。目前我国行政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界定,导致公共利益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十分混乱。文章提出应从行政法视野下重新认识和界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井从法律制定、程序设置和司法保障三个方面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间的关系予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