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选择、延展与反思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尚在路上”,虽然在现代性的构建和生成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产品”,但中国若“终结”现代性进程,则弊远大于利。认识和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在继承和开发传统中生成“现代性”,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现代性反思、重建及其对私法文化建设的启示

现代性在带给人类“善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困境和危机,因此,一些思想家开始了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而在当代,现代性则面临着“终结”与“重建”的双重使命,并对私法文化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也必然对中国转型期的私法文化建设具有很大启示和借鉴意义。     

审美现代性：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哈贝马斯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曾经是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先锋,起着引导现代性发展趋势的作用。但后来由于它满足于模仿和重复自身,因此陷入一种画地为牢的处境之中。其后,审美现代性曾先后扮演过现代性的“对抗者”和“合作者”两种角色,但不是因为“曲高和寡”没有现实性,就是因为平淡无奇而丧失艺术的自律性,因此仍旧是进退维谷,难以定位。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的恰当身份应该是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它在促进主体间性、建构社会整体性和继承传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联结作用。     

现代性的“原罪”——试论现代性和人的异化的关系

现代性与人的异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现代性究竟有着怎样的原罪。本文以现代性的摇篮工业化为始,以工业化对人的影响为线索,从一些关乎现代性的根基问题着手,探讨现代性与人的异化的关联。本文首先说明现代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进程本没有“定罪”的必要;进而阐述它尽管没有“原罪”却又面临被“原罪”的矛盾境地;进而说明“实用”与“控制”的现代运作方式,使得人的超越性让位于“技术”,主体性在工具化的彰显面前相形逊色。文章最后说明,“罪”或“无罪”,终究不是讨论的关键,避免异化的剧目在现代性带来的进步中上演,才是唯一的意义。     

“速度正义”如何可能？——透析鲍曼“速度正义”思想的资本逻辑及其内在限度

“流动的现代性”是越来越快“速度正义”生成的深刻背景和复杂语境,“速度正义”是“流动的现代性”深入发展的外在表现及其必然结果。就外部表征来说,“速度正义”以其“速度逻辑”型塑了劳资关系、劳动者、时空关系、政治权力、社会分层、社会消费、思想观念等,形成了“速度异化”的社会图景,完成了“生活世界的速度殖民”。就其内在运行规则及其精神诉求而言,资本逻辑是“速度正义”的内在根据。探讨“速度正义”的内在限度及返回速度本身如何可能,必须深化对“流动的现代性”的认识,深入反省“速度正义”的逻辑及其价值观念。     

从历史角度反思现代性：能得到“另类现代性”的结论吗？

过去20年间学界流行的“另类现代性”思想对挑战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性概念有重大意义,而“另类现代性”因在学界和政治界流行而面临批判.亚洲诸社会在历史上早就寻求另类性,以回应欧洲现代性的挑战.但1980年代以来文化差异性却成为“另类性”最重要的标志,因其具有反霸权的文化意涵,并要求重新理解现代性,但也模糊绝大多数“另类性”力求超越的现代性时空霸权及发展主义霸权框架内的陷阱,无视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生产差异但也限制差异的结构性圜局;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急迫的结构性问题转移开去,如伴随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一同全球化的社会性不平等和政治性不公正.因此有必要在其所在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结构性框架内重新表述文化差异议题,以便找出这些政治议题的意涵,从而“重新展想”现代性的历史和现代性史学.     

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其现代性获得的关联性分析——基于对工厂农民工的访谈

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农民工的一个主要特征。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其现代性关联度较高。对于农民工来说,离家与更换工厂的主动流动以及借助现代组织的流动,都显现出其现代性的特征并促进其现代性的获得。而从农民工的流动距离来看,远离"乡土"的流动更有利于他们现代性的获得。总体来看,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厂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但一些流动仍具有传统特征,成为农民工现代性获得的制约因素。     

解读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

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及其后来进行批判反思的成果。这种流动的现代性思想作为一种"二维"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于处在双重境遇中的中国,应对和化解全球化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风俗速写、浪荡子和女子时装——从波德莱尔看现代性的时代意识

在启蒙运动和先锋派艺术的主体性原则中,现代性已经获得了日益明确的时代意识,伴随着这种自我理解的迅速膨胀,现代性对自我确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起来。波德莱尔是审美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他从基础性的现代审美经验中提炼出了“现代性”及“现代性的美”的概念,明确表达出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确证“现代性”之意图。然而,这种确证被历史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现代性的时代意识和自我理解中始终深藏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现代性的那张光明、荣耀和自信的面庞背后始终掩映着厌倦、异化和分裂的阴影,波德莱尔所热情赞颂的一切也只是沦为了现代性的自我欺骗和美丽的枷锁。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 ,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话题。无论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 ,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 ,都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的重大转向 :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 ;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的现代性转向复调的现代性 ;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独白”转向现代性的“对话” ;从现代性的批判转向现代性的重写。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路径转向 ,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     

现代性认同与传统创生的意识觉醒——“东亚现代性”的理论意涵

20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使原本就纷繁复杂的现代性面临"多样(多元)"与"西方(一元)"之争,这一争论实际上提出了现代性之合理化的普遍内涵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构成之间的辩证理解问题。以此观之,"东亚现代性"实质上是在"现代性认同"基础上谋求与文化传统的内在创生性相结合的意识觉醒。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

本文阐述了“现代性”具有观念和话语的多样性 ,韦伯式的“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主要讨论形式是中西体用之争 ,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误解了现代性 ,其争论焦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困惑所在。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条件与遵循方向 :“现代性”在其生成上有赖于各特定社会的既有条件和可利用资源 ,只有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 ,才能开出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性     

论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

齐美尔在看似平常、庸俗的生活碎片里把握现代性,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在货币经济逻辑和工具理性日益奴役下,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现代性危机．——“文化悲剧”：无限泛滥的客观文化越来越影响和控制着主观文化,造成个体的压抑、特性的散失。齐美尔的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理论的三足鼎立之势。他认为个体在现代生活中借以实现自我救赎的两种典型行为是“时尚”和“距离”。     

艺术自律性范畴的再思考

本文围绕艺术自律性范畴讨论了现代性语境下的诸多概念,并就“自律性”的由来、发展及其与现代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做了分析。通过对“艺术自律性”、“分化”之间关系的说明,指出了“艺术自律性”对于区别现代性概念不同层面内涵的重要性,进而辨析了艺术自律性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存在和否定性特点的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有必要在特定的情景下区别艺术自律性的两种内涵的想法。     

中国现代性重估：传媒视野的现代性价值

现代性长期作为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理想,左右着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现代性就其对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说,较之西方现代性更具“现代”性。在认识当代中国传媒问题时,必须将中国现代性的复兴及传播置于重要位置,使之被“他者”认知、接受,成为人类发展路向的一种选择。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诊疗

马克思以实现“人类解放”为旨归，对以资本勾连起来的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进行武器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哲学人类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政治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人是“现实的人”、“异化的人”，发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特洛伊马一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实践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的人”提供了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力量。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发展，尤为确切。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资本”现代性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让人类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引入“资本”现代性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现代性，控制其代价。     

异化劳动与现代性的“病理学”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哲学经典。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把“劳动”确立为现代性的现实原则;其次,通过异化劳动的矛盾分析,对现代性的分裂做出根本性的诊断;在此基础上,针对异化劳动的矛盾特征构想出对现代性分裂的根本治疗即“共产主义”;最后,在“人-劳动-历史辩证法”的宏观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历史命运。总而言之,马克思在黑格尔精神-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以劳动-历史辩证法为根本法则,创立了一门结构完整的现代性诊疗病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