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社会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现行公益诉讼立法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独立性的确立依据,分析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类型,探讨“基本法+单行法”立法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为我国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论互联网用户消费者权益之保护

根据互联网与传统市场的关系,互联网市场划分为互联网基础市场和互联网交易市场。互联网特性使互联网服务商和经营者具有自然垄断性并损害广大不特定消费者的权益。互联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在现行私法制度下存在局限,应当依靠公法制度特别是完善反垄断立法来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应当建立独立统一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加大法律责任及并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实现对互联网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集团诉讼制度及其启示

现代的消费市场,因消费纠纷而涉及诉讼的,大多数属于集团诉讼,依据我国大陆(下称大陆)现行法律,消费者维权方面出现了立法上的不足,难以落实对消费权益的保护。通过引述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的框架及其内涵,分析了该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维权制度,且表述该制度对消费者的意义。通过论证认为,我国大陆有必要构建消费集团诉讼。     

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法理与规则分析

原告资格制度不健全、诉讼效益不经济和举证责任不均衡等是我国传统消费者诉讼暴露出的问题,这导致诉讼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收效甚微。构建科学合理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对传统诉讼中的原告资格、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和诉讼激约机制等进行适当变革,才是出路。     

妇女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拓展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仅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内容,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近几年工作的重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集中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分散性公共利益的"四大"领域,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不在其列。特定群体权益多属个人利益,常借助行政执法与私益诉讼进行维护。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了大量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内的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实证分析得知,这类检察公益诉讼多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或者以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方式结案,即便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多属代位诉讼而非典型公益诉讼。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2021年12月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也增加了"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为解释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类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分歧,文章分析了妇女权益在个人权益属性基础之外,对其进行保障还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和秩序性的特征。传统法律倾向用已婚妇女、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未婚妇女等以社会属性为标准来划分妇女权益的种类,致使妇女权益必然深植于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很难得到充分保障。积极保障妇女权益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属性。当妇女的个体权益受损时往往也存在系统性妇女权益受损的情形,因此对妇女权益保护具有"公共"属性。我国妇女权益保障体系独具特色,相关立法体系较完备,但立法内容的滞后和疏漏在所难免;多元执法体系中的执法协同机制不健全、偏向于预防机制、处置手段缺乏强制性;保障妇女权益的刑事、民事救济机制还需提高质效。综上,文章指出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内检察公益诉讼机制嵌入现行多元执法、救济机制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鉴于司法力量的有限性,行政检察(包括公益诉讼检察)力量介入妇女权益保障可分为三种形式。通过研判相关刑事案件,剖析潜在的或已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并采取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手段进行监督。在刑事手段、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手段、公益诉讼手段之间,应当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已造成妇女权益受侵害而未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案件可以采取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手段;但案件符合公益诉讼成案标准的,方可提起公益诉讼。     

从妇女权益保护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当前，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整个妇女群体的个体权利保护能力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和立法、执法中的障碍，是影响妇女权益保护的主要问题。但对上述问题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体系又未能涵盖，因此，在妇女权益保护制度方面引入公益诉讼已成为必要。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相对滞后，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尚是空缺，已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类型的经济学分析

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这表明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程序大门已经开启。随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将消费者协会和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作为法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但检察机关未被明确赋予诉权,公民个体更被置于原告主体范围之外。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有关机关和有关组织单独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都存在局限性,而且仅仅依靠有关机关和有关组织不能完全周延公益诉讼。为了更好地维护好公共利益,建立一种互补的多元制公益诉讼主体模式,使各个主体之间互补有无,将是未来立法的趋势。     

公益诉讼与集体诉讼制度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者合法权益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对于小额多数侵权案件,传统民事救济方式往往起不到很好的效果.本文从应然状态分析公益诉讼、集体诉讼制度对我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影响,提出公益诉讼、集体诉讼制度必须与实体法相融贯,并且依靠公众参与以及公共政策的支持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美环境公益诉讼立法比较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关涉一国的可持续发展,而其立法的良善与否直接影响该制度落实的好坏。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立法虽初有建树,但随着环境保护紧迫性的加剧,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短板在实践中愈加显露。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起步较早,经过多年发展,法律体系相对完备,政策制定技术娴熟,值得我们借鉴。比较中美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背景、立法基础、立法原理与立法内容, 在公众参与意识培养、“代表信托理论”的发展与环境权的借鉴之基础上,可以从公民赋权和程序立法两方面改造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存在诉讼资格限制与诉讼程序操作性差的困境,最终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的“多元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消协所涉公益诉讼若干难点问题探讨

消费类公益诉讼中,消协所涉的原告地位、诉讼请求和胜诉利益分配是制度实施和发展的关键。宜将“消费类公益诉讼”分为共益诉讼和众益诉讼,消协不独占其中的众益诉讼,并对消协的原告资格在案件范围和情形方面适当限制。应从消费者个人的损害和消费者群体抽象的损害两方面界定“补偿性损害”的范围;消费者不能对诉讼中具有共同争点的损失（如支付的价款）请求惩罚性赔偿,但可以就人身损害部分作出相应请求。私益部分胜诉的惩罚性赔偿金宜分配于公益组织。     

印度公益诉讼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是下层社会成员寻求司法正义的重要途径，其主要特征包括社会行动诉讼、信函司法权和司法能动主义。在我国，公益遭受侵害的情形大量存在，但由于立法规制的缺陷等原因，很难获得司法救济。研究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对我国相关立法具有重要启示。     

消费者消极诉讼的经济学分析

运用成本收益的方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消费者消极诉讼的原因和对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并进行了有关的制度设计.认为要真正保障消费者权益,必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立法工作,尤其是对利用诉讼解决有关争议的立法工作及对经营者的惩罚措施,以期构建科学合理的消费者诉讼制度.     

论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败诉的诉讼费用负担——以"常州毒地案"天价诉讼费为视角

现有的诉讼费用以败诉方负担为原则,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亦适用该原则,由败诉原告全额负担,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当,但在情理上显失公平.这种不公平会给公益诉讼带来冷却效应,影响诉权实现,不利于维护公共权益,进而阻碍公益诉讼的发展.目前公益诉讼中原告诉讼费用负担存在的具体问题主要包括:立法之间出现冲突;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诉费由国家负担不合理;诉讼费用昂贵;法官减免诉讼费用随意性大.对此需采取明确诉讼费用的性质,规范立法主体;建立不同主体适用同等诉讼费用负担的机制;转移败诉原告负担诉讼费用的方式,即建立公益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和公益诉讼救助基金;约束法官减免诉讼费用的权力.     

大陆与香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比较研究

通过大陆与香港消费者权益保护之比较研究,指出两地在消费者定义的界定方法、消费者条件的设定以及消费者范围的确定等存在差异;认为大陆立法中关于公平交易,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以及受欺诈消费者获双倍赔偿的权利规定具有特色并符合国情;认为树立消费者的自保观念、依赖企业自律以及政府拨专款设立消费者诉讼基金等措施是香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色。     

对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确认思考

现代福利国家积极追求公益的实现，导致公益诉讼的出现。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方式，在国外，无论是在经济诉讼还是在行政诉讼方面。都以一定的形式存在并发展。但在我国还是一项立法空白，实践中，公益诉讼呈现难局，有必要梳理、反思和重构。本文拟对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和原告资格的确认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浅见。     

日本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之诉研究

为实现消费者团体对消费者的私益救济,2013年日本通过颁布《集团性恢复消费者财产性损害的民事裁判程序特例法》正式确立了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之诉。由于该诉讼的特殊性,日本对其设置了二阶段型的程序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中,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为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提供诸多启示,如有必要对消费者团体诉讼进行整体构建;进一步赋予适格主体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探索其程序构建;在未来的立法建设中,需要逐步淡化抽象规定,注重法规的细致性。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重构——基于制度本质的回归

从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出“公权主导”和“民主行辅”的制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本质与核心价值,由此造成主体困境、法理困境、制度困境等诸多问题。通过域外经验考察,中国应当秉持行政执法优先的理念,建立激励机制,发展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环境公益诉讼。具体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辅,运用惩罚性赔偿发挥震慑功能,回归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质。     

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起诉权探究

民事公益起诉权是指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认为国家、集体或者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方式予以司法保护的一种诉讼权利.在我国也出现过一些涉及民事公益的诉讼案件,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等,但当事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行使起诉权致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或者因起诉主体不适格致使法院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判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研究探讨建立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起诉权制度.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是改善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状况的有效途径。从国人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实践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阐述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及建立配套制度的建议。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之衔接

在现行司法实践中,我国对生态环境损害之救济采取的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并行的"双轨制"模式.通过分析典型案件可以发现,现行立法未能为化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制度"碰撞"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南,导致"两诉"之间时常会陷入管辖冲突与衔接困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模糊属性以及相关立法规定的缺失,是导致"两诉"衔接陷入困境之根由.为此,应当在准确识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性质之前提下,通过立法对"两诉"之间的顺位规则、索赔主体机制等核心规范予以明确.具体而言,未来我国应当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于环境公益诉讼的顺位规则,并建立"行政机关—环保组织—检察机关"三位一体且逐层递进的索赔主体结构,最大程度发挥"两诉"之制度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