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共和国

美国作为一个“消费者社会”，虽然对举办盛大的工业展览有些厌恶，但仍会有很多专家、学者、记者、史学家等人前来祝贺。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曾经把美国描述为一个“消费者共和国”，他的意思就是美国的每一位消费者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18世纪初，消费者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消费者权益成了美国“政治自由的推动力”。     

沙湖学术信息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在《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4月28日上发表《史胆与史责》一文。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为史学家必具的修养。章学诚进而提出了“史德”。中国古代史学家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人们昭示: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史胆有助于发挥史学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惩恶劝善。只有具备史胆者才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而且胆能生识,在识人所未识之后,更要能有胆量才能言人所不敢言!否则所识所见也就只能闷在心中,徒生暗室之叹。史责有助于调动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忠于史职、通古联今,努力发掘传统…     

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

两税法的实施,(公元七八○年)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于唐代后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有重大影响。同时,它在中国封建赋税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所谓“唐德宗作两税而以钱代输,明英宗折金银花而从银充赋,皆古今农政中更制之大端也”。足见其重要。因此,两税法被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对之进行研究、评论者大有人在,史不绝书。 对两税法褒赞者颇为不少。例如:与杨炎同时的大史学家、理财家的杜佑就说:     

《狂人日记》与文化批判

文章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全面考察的一个结论,也是他大半生人生经历的一个痛苦结晶。小说既呈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时代主题,又呈现了个人的发现和灵魂的自我拷问这一“个人主题”,并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文化批判。     

试论史学编辑的“三长”及职业道德

史学家的“三长”,即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通常以为,“才”,指编写能力;“学”,为史学知识;“识”,为传本史料的见解,观点。史学编辑集史学工作和出版工作于一身,因此也需要具有这“三长”,本文试图论述史学编辑应具有的“三长”的相互关系和职业道德。一、史学编辑的“才”刘知几在分析史学和史才的关系时,讲到了“才”。他说:“夫有学而无才,亦犹     

略论司马迁天人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

在《史记》中,司马迁用“天”和“人”来解释一些历史变化,包括政权兴衰、人生命运和自然现象等等。就其适用对象而论,他的“天”、“人”认识既不一贯,也不普遍。这个特点应归因于司马迁归纳的论证方式,也就是说,是由其史学家的特质决定的。     

祸水的PH值

中国人形容事物往往喜欢定性分析，不喜欢定量分析。比如在“女人是祸水”的问题上，史学家就无法让人清楚地知道某“祸水”有多“祸”，此“祸水”和彼“祸水”哪个更厉害。     

李岩实有其人新辨

李岩是参加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李自成起义军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是长期以来引起新旧史学家注目的历史人物。但是,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根本没有李岩其人,他不过是某些史学家编造出来的“乌有先生。”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但缺乏充分的史实根据,也违反逻辑证明的规则,不能成立。下面试从以上两个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为李岩实有其人一辨。     

20世纪50年代美国“正统派”外交史学述评

20世纪50年代，“正统派”占据了美国外交史学的主导地位。“正统派”是对“国家主义学派”、“宫廷史学家”以及“现实主义学派”三大学派的笼统称呼。这些外交史学家对美国外交史及现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或极力美化辩护，或予以激励批评，但无一例外，都从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以及他们自我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认同这一立场出发的。同时，他们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视野狭隘、系统化解释模式不足，以及史料运用上对官方档案的迷恋等缺陷。     

略论古希腊史学中的人本观念

古希腊关于人的学说是颇为出色的,它是色彩斑烂的古希腊社会中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负与迷茫、欢乐与忧伤、向往与追求的现实投影。著名的瑞士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写道:“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映,即都是摆在彼此对面的、相互照映的镜子。”古希腊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的人本观念。“这就是人的历史的叙述,人的行为、目标,人的成败的历史。”它是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本校召开

1989年3月18—21日,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复旦大学联合筹备的,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本校召开。届时将有来自法国、美国、英国、苏联、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15位外国史学家参加。我国的究研法国史学者50人也将与会。讨论的主题有“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和“各国对法国大革命的研     

美国殖民时期的清教徒

1620年11月11日,102名英国移民乘“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登陆.从那一时刻起,清教徒就在北美这片土地上深深打下自己的印记.这些“移民始祖”和后来的一批批清教徒们,以自己所特有的首创、艰苦奋斗和务实精神,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执着追求与拼搏,为“美国信念”,为美国人性格的形成与塑造做出重要贡献,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美国史学家菲利普·施弗认为“清教是北美宗教的主干”.法国史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指出:“要了解美国信念的真谛,就必须追朔17世纪英国清教的历史.”     

新闻是“事学”

新闻的本质是事实。它主要是写事,不是人;只不过事在人为,因事及人罢了。即使是着重写人的报道,还是离不开大量事迹。因此,也可以说,新闻是“事学”。一、渊源“新闻即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就记事的角度看,区别仅在“时差”。记事之书叫史。《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近代史学家章炳麟说得较具体:“记事之书,唯为客观之学。然则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客现记载,而非贵有丰     

历史学家的机会

一次大战以来的历史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幻想不断破灭的历史。二次大战后,公众对传记、自传、自然科学及历史的兴趣日益增加。于是阐述人类社会历史是什么,推动人类前进的力量是什么的任务就从文学家转移到历史学家的身上。历史学家要使公众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就必须把交流看作是一门艺术。历史学家的任务除了满足公众的要求和提供关于人类生存的深刻见解外,还包括:调查和研究、说教和论述、记叙和交流。重视直观的史学家能获得对很久以前的事件的理解。对历史学家来说,所谓“纯客观”、“无倾向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客观,只是表现在尽可能多地了解与双方的动机、情况有关的材料,在陈述时,则持最大的同情态度。倾向性是史学家运用判断的产物,是史学家洞察事物的源泉。不掌握语言的特殊能力,单是幻想、经验和知识还是不能成为伟大的史学家。同时,史学家还必须具备区别事物是否有意义的能力。最后,史学家还得运用想象,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效果。当前电子计算机、计量学等新技术的采用,只能拓宽思维道路,但不可能将历史变成一门自然科学。     

社会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势

1971年,埃里克,霍布斯本(Eric-Hobsbawn)在结束对社会史调查时说,他“看到了这一学术领域生机勃勃的气象”,并表示欢迎。七年之后,他说,现在仍然是“社会史学家的大好时光”。不过,随着社会史研究活动的扩展,人们的志向更高了。比如英国的社会史学家就不再只以对工会或济贫法有兴趣而著称,也不再被人挤到经济史系科搞点偏僻的题材,人们也不再能把他们排挤出浩浩荡荡历史学家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联邦德国社会史和劳工史(Ⅰ)

在联邦德国,社会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似乎住往有矛盾。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位德国社会史学家康策(W.Conze)一直告诫他的学生和同僚去探索劳工运动的社会基础,去研究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和各种有组织的工人集团的倾向。但是康策给社会历史学这门分支学科下的定义,以及使得德国人熟悉“年鉴     

令狐德棻文献整理的特点及其贡献

令狐德棻是陕西唐代一位大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献资料工作者.他是隋唐时期第一个提出“搜求散乱遗书”、设史馆整理、编写文献资料的人,他利用自身的本职工作及所掌管的文献资料,一生主编了《周书》、参编了“唐八史”、尤其是参编了大型类书《艺文类聚》、现存完整的目录《隋书经籍志》等,具有学术严谨、工作致细的作风和特点,所主编和参编的文献对于后世进行学术研究、古籍整理等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乃一大贡献.     

历史主义之我见

作者通过对德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施特劳斯、特罗尔齐、李寇特、施本格勒等人的批判来阐述自己的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他主张,价值和真理是现在和过去的许多时代的女儿,并不存在超历史的价值和真理。他认为,历史主义是一门哲学学说,而不是历史的一个理论。他又认为,既然“我们不能跳出我们的时代,也不能脱离我们的生活”,所以“只要我们的价值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有效的就行了,而且我们也只能按照我们时代和文明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他反对狭隘的历史主义,赞成所谓“勇敢的、高尚的历史相对主义”。     

对《易传》的再认识

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大都对《周易》存在着一种神秘和崇敬的感情.把它列为六经之首,不敢轻易动弹它.不过也有人对它提出一些批评.缺口一经打开,继起者披隙导竅,扩大战果,使那个光怪陆离的殿堂,黯然失色.这样一来,“泥古过高”的人,也就感到失掉依据.“泥古过高”固然不对;但“疑古太勇”(据张岱年先生),也不能认为是“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