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援助与肯尼迪政府的“新非洲”政策

为遏制苏联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加强冷战争夺,肯尼迪政府大力调整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经济援助成为肯尼迪政府“新非洲”政策的主要内容。通过扩大援助规模、丰富援助种类、扩展援助国别分布等方法,肯尼迪时期美国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和对它们的影响。     

朴正熙掌权之初与肯尼迪政府互动关系探析

1961年5．16政变成功之后,张都瑛成为军政府的领导核心。但美国肯尼迪政府没有急于支持张都瑛,而是采取了谨慎的观望态度。在美国犹豫之际,朴正熙则很快采取主动,在短时间内清除了张都瑛势力,成为军政府的权力核心。对于军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肯尼迪政府静观其变,待确定朴正熙已经稳固在韩国军政府中的地位并积极配合美国的对韩政策之后,肯尼迪政府才明确公开了对朴正熙的支持立场。肯尼迪政府对朴正熙的立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韩政策的谨慎特征,表明美国并不愿意过分介入韩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美国对朴正熙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朴正熙自身努力的结果。     

肯尼迪政府支持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政策的双重性

肯尼迪政府确立了支持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政策。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支持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又对英国的加入提出了条件。政策的双重性源于美英两国战略的差异。这一双重性的政策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标志着美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由“支持欧洲大陆一体化”转向“支持大西洋联盟框架内的一体化”,由“相对无条件支持”转向“有条件支持”,政策反映了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趋向。     

公众舆论与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公众舆论的主调仍是敌视与排斥,其直接依据是美国对华长期的传教士心理,以及反共冷战思维.大多数美国公众并不希望马上根本转变对华政策,这束缚了肯尼迪试图就对华政策做出微调的步伐.但在当时美国部分社会精英里,也潜藏着一股希望改变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思潮,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从公众舆论角度看,肯尼迪政府可被视为美国日后调整对华政策的筑基期.     

种族集团政治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

二战以后，特别是到了六十年代，种族问题以成为美国头号社会问题①．其时肯尼迪政府在此问题上是积极干预还是消极回避，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争论不休，分歧较大．七十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肯尼迪政府态度积极，领导有力，甚至认为肯尼迪是二十世纪第一位把黑人平等事业当作国家和自己的事业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政府为黑人所做的事甚至比民权立法最多的约翰逊政府还多。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种修正的观点逐渐抬头，它试图贬斥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认为它渗来了肯尼迪政府对黑人选票的实用主义考虑，甚至还有人认为肯尼迪政府实际上为黑人…     

浅析世界舆论对肯尼迪核试验政策的影响

美国的核试验政策在肯尼迪执政时除深受冷战局势支配外,世界舆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出于对公众态度的重视,肯尼迪希望借核试验问题提高世人对美国国力、国际形象的认同,扭转美国在冷战中的不利局面。在其决策过程中,美国新闻署提交的世界舆论调查报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参考作用。肯尼迪决定在苏联之后恢复地下以及大气层核试验,既维持了美国核威慑的可信性,又将世人指责的矛头引向了苏联。     

试论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和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始于50年代的美国对印政策反思和对苏联、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促成了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的出台,美国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加速"裂变"中苏,并将印度拉入对华遏制轨道,此政策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得到充分贯彻实施.由于决策很大程度立足于主观的地缘战略假设和对印并不贴切的评估分析,肯尼迪政府上述政策最终未能达到预期设想.     

肯尼迪政府对苏东国家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探析

出口管制政策是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肯尼迪政府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开始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对苏东国家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但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内在政治性诉求和冷战的继续不可避免地阻碍这种调整的实质性发展,使得此时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还很局限,从而进一步证明此时肯尼迪能做到的只是"有限缓和".     

肯尼迪政府对苏东国家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探析

出口管制政策是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肯尼迪政府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开始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对苏东国家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但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内在政治性诉求和冷战的继续不可避免地阻碍这种调整的实质性发展,使得此时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还很局限,从而进一步证明此时肯尼迪能做到的只是"有限缓和".     

肯尼迪政府对日本的跨文化外交——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原因探析

外交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面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日本政府跨文化外交的失败，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决心扭转美国对日政策执行不力的被动局面。而要想实现上述目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挑选一位驻日大使。在众多的候选人当中，肯尼迪政府选中了具有跨文化身份的哈佛教授赖肖尔。     

建设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定位

从把握中央精神实质、反思国内外农村发展经验和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全局等3个方面分析探讨了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定位问题。认为,准确定位要根据中央的精神实质,把握好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城乡演变的基本规律和我国城乡发展的特殊性、全国的共性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特点及其建设全局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全局和持续发展的高度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矛盾,加大外力推动促进内源发展,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增进农民福祉。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探析

保险法上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一项先合同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包括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告知义务人应当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履行告知义务;保险合同复效时,投保人一方不必再履行告知义务;告知的方式应当为询问回答主义,履行有限的告知义务;投保人一方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后果包括保险人解除合同和提高保费,法律对于保险人的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     

美国远东政策与日本的战争赔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以及单独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 ,使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始终为其远东政策服务。从最初积极、坚决的拆迁赔偿 ,到逐步减少并宣布停止拆迁赔偿 ,甚至放弃赔偿 ,反映出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日本的战争赔偿最终以象征性的劳务赔偿方式解决 ,保证了美国的远东政策的顺利实施 ,但却严重地损害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广大亚洲国家的利益 ,至今仍对日本的战争反省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试析1933-1937年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均势外交——以苏联因素为中心

1933-1937年,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在对日、对华政策上保持克制,不公开刺激日本,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有限地促进苏联力量的增长,利用苏日矛盾对日本施加压力。美国此举就是要在苏日之间精妙地玩弄平衡,以此推动东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使美国得以实现其门户开放的目标。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在表面静观其变之中又存在着积极影响远东局势的因素,其实质是"均势外交"。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城市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对建设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实证分析了福建省城市化动力机制存在的特点与缺陷,提出了优化与完善我省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政策建议。     

后ECFA时代两岸经贸合作与海西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后ECFA时代,海峡两岸在经贸方面应充分利用ECFA搭建的平台,结合双方产业优势,实现两岸产业的整合与转型升级。其中,海峡西岸经济区应充分把握ECFA带来的新机遇,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并加大开放开发的力度,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划,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两岸经贸合作的最佳连接点。     

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了审慎、灵活的外交策略.发生在此际的中德钨锡交易,国民政府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外交原则,以拖延搁置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德国,拉住了英法,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基于GIS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研究

旅游资源群是区域旅游资源的大尺度空间集合,以海西国家3A以上景区为对象,通过对海西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的系统研究,从聚集度、规模度和优越度三个维度计算20个城市的旅游开发潜力值。研究结果表明:开发潜力最大的是三明市,其次是南平市,而抚州市和潮州市开发潜力最小;影响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的因素除本身资源禀赋外,主要受交通条件、游客出游理念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应积极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和发展特色旅游产品。     

践行科学发展观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国务院2009年5月4日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海西的战略功能定位及其特色战略规划,意味着＂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得到了中央的政策支持。重视运用科学发展观来进行指导和统筹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可以促进海西的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为建立海峡两岸全面合作奠定基础,进而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之后的又一新的经济增长极、两岸三地经贸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国内外各种资源要素的重要聚集地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福建推进海西科技协作联盟发展的合作模式选择

在推进海西科技协作联盟发展中,福建省具有区位优势、对台优势和中央的政策支持优势等,但也存在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投入偏少、闽台科技合作进展有限、科技合作管理体制不顺、企业对科技合作的动力和压力不足等制约因素,应大力推进台湾技术梯度转移合作、共性技术开发合作、中介服务组织合作、创新平台合作和会议合作等合作模式,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