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论辩

《孽子》是白先勇至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据作家自己说,这本书写得很吃力,从1971年写起,时断时续整整写了十年,写得他“心力交瘁,命也短了几年”。从《孽子》先在复刊后的《现代文学》、后在其他报刊连载发表开始,对它的褒贬毁誉就沸沸扬扬,没有断过,一直延续到今天。从选材、主题、情节、结构、艺术水准到语言运用,几乎它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参差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分析与评价。这与当年对《台北人》的交口称赞形成了鲜明对照。1986年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孽子》的大陆版,对它的褒贬毁誉自然也就不同程度地延伸到了大陆学术界。如何看待这些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有什么积极意义?这很值得人们认真玩味与思索。     

从亲近走向背离——论索因卡对待西方主流文化的态度

索因卡以其杰出的戏剧创作蜚声世界文坛,而他的一系列优秀戏剧作品则明显反映了他的文化价值观念.《沼泽地居民》、《狮子和宝石》、《森林之舞》、《强种》和《死亡和国王的马车夫》是索因卡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五部戏剧作品,从这五部戏剧作品中的“外乡人”这一原型人物入手,对索因卡的文化观进行梳理,阐明他对待西方主流文化态度变化的轨迹.纵观索因卡的戏剧创作,他从最初对待西方主流文化的亲近逐渐走向背离;从最初对约鲁巴文化的怀疑,逐渐走向肯定和赞扬.简而言之,索因卡从最初的亲欧倾向或者说亲欧洲文化倾向最终走向约鲁巴主义或者说非洲中心主义,他把希望寄托于充满神灵和仪式,以及巫术的非洲神话世界.     

《论语》论学习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里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视和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对待遗产的态度是“吸收和改造”,即批判地继承,继承的遗产内容应当是“宝贵的成就”和“一切有价值东西。”这是因为它们值得借鉴     

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

一、关于草原文化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与自然结成的关系为各种文化形成各自的特点提供了外部条件,各种文化也由于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征。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提出了文化形成的“挑战与应战”这一著名观点,     

《金锁记》主题与性别的转换

小说改编为电视剧成为当下影视界一道热闹的文化风景。电视剧《金锁记》的反封建主题,解构了小说“金钱对于人性的腐蚀”这一苍凉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同时主题置换消解了原作强烈的性别意识;改编者对“负心男人情结”的再阐释,又传达了一种与小说文本不同的典型的男性意识。电视剧《金锁记》与小说《金锁记》尽管是二种衍生与母体之间的关系,但表达着不同的主题意蕴,证明了存在是一种事实,阐释是另一种现实这一道理。     

文化哲学的中国文化视野——对建构中国文化哲学支撑点的探讨

本文从中国文化的独特视野出发 ,对建构中国文化哲学的支撑点进行了探讨。第一 ,探讨了中国文化对人的生命的独特表达方式 ,分析了中西文化在这方面的差异。第二 ,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基因”结构和“多圆”复合结构 ,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比较。第三 ,阐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独特“天人”观 ,分析了中西文化对待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差别。第四 ,分析了中国文化对“人的价值”的独特见解 ,比较了中西文化在对待“人的价值”上的不同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与当代反传统文艺思潮——兼译刘晓波的《危机》

刘晓波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一文,在谈到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时认为:“不打破传统,不象五四时那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中国人的生命永远摆脱不了理性化和教条化的束缚,文学就没有真正发展的一天。”这种“反传统”思潮是现代主义文艺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基本特征。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文化传统?文艺要革新是不是必须反对一切传统?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走进林语堂——评王兆胜的新作《闲话林语堂》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是研究人的灵魂,那么研究文学家则是走进一个幽深具体的文化灵魂。《闲话林语堂》就是这样一本真正走进林语堂文化灵魂深处的佳作。首先,作者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把握林语堂。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种生动的文化现象,突显的是民族文化的某些价值。在《闲话林语堂》中,作者通过剖析林语堂文化灵魂的渊源,揭示了林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那样激烈地否定,又不同于“国粹派”一味地肯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传统文化丑恶一…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一件小事》的创作动机及其他

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是现代文学名篇,也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它写于1919年11月。 如果要问《一件小事》表达了什么思想,大概连中学生都会毫不费力地回答说:“《一件小事》通过人力车夫和“我”对待老妇人的不同态度,赞扬了人力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和“我”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大课题’。(陈漱渝《读〈一件小事〉札记》)这是一种被许多专家首肯因而也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但,这是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真实动机吗?或者说,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什么,为知识分子指出一条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正确方向吗?我不以为然。     

掌握《资本论》的活的灵魂

恩格斯曾经把《资本论》称作“工人阶级的圣经”①,这个评价,生动地说明了《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说明了它对于无产阶级实现其自身的历史使命所具有的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借喻,它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象基督徒对待《圣经》那样,用盲目的迷信、崇拜来对待《资本论》这一科学巨著。相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方法论原     

是批判的继承,还是全盘肯定?——再与冉昭德先生商榷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

冉昭德先生的《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一文,是针对我的《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一文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冉先生提出了一些很值得讨论的问題。本文着重于对几个有关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原则问題,提出一些与冉昭德先生不同的看法,以便于进一步讨论。分歧的实質是什么? 关于我们讨论班固的《汉书》问題的分歧,本来是很清楚的。冉先生一味的称赞所谓班固的历史观的“进步方面”,认为班固对事务的看法能“不偏执一端”而“注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朱德生、李登贵先生《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献疑

中国人不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应当成为现代文化的构成因素 ,这是学界一致同意的。但是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 ,这一目的却导致了两种结果 ,即朱德生、李登贵先生在《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哲学研究》19 95年第 11期 )所说的 ,或者是“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学搞教条主义”,或者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这两种结果在现实中的情况是 ,要么对传统文化基本肯定并推崇备至 ,要么对传统文化基本否定而偶有赞扬。这是因为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评价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角度 ,即二位先生所说的“非历史地解读先贤的典籍…     

熵的世界观:《第三次工业革命》方法论探源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里夫金在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意义上提出了一种对于“新经济模式”的未来预测.其中融合了他在《欧洲梦》、《工作的终结》等著作中已经提出的相关思想,并在方法论上贯彻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提出的“能源机制决定论”观念.在具体的政策建议层面上,里夫金的著作不失其思想价值,但在理论方法的考量中,《第三次工业革命》暴露出其自身的困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春秋穀梁传》中存在浓厚的“内鲁”情结。但是与《公羊传》“王鲁”、“当新王”的思想不同,《穀梁传》的“内鲁”观念首先是对《春秋》书写记录的技术性方式的客观反映;其次,“内鲁”体现了宗法秩序下血缘性的亲疏情感;再次,“内鲁”还与周公及周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鲁”在文化意义上是对周礼精神和内容的抢救与尊重,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意味。     

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逐渐消遁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渐渐抬头,一些在“五四”时期曾经呐喊、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由外表的激进转向了更内在、更理性的思考。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潜流,西化还是文化保守,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仍然存在于社会的深层,其内在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到30年代中期又再次外化为一场有关西化(包括“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现实关怀的不同视角1935年1月10日,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包括“全盘西化”…     

使《周易》研究沿着健康道路发展

我们从五湖四海来到《周易》的发祥地——中国古都安阳,参加《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大家在当前掀起的“《周易》热”中非常感兴趣的,同时亦充分反映了海内外同仁对弘扬《周易》文化的心情和愿望。“《周易》热”的兴起,使《周易》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说明它有十分广泛的学术价值。海内外“《周易》热”的兴起,为我们再次全面认识《周易》文化价值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许多群众中,《周易》的文化价值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尤其是在不少青年人中对《周易》科学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当然这不能完全怪他们,我们从事研究《周易》的学界同仁,亦有一定的责任,没有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充分宣传《周易》的文化内涵。当然,《周易》是一部什么书,它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并非三言两语能讲清,但对此我只能予以简要说明。     

《老子》和《易传》关于象的学说

“象”是《老子》、《易传》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两书都把自然现象理解为现象之“象”,认为现象的基本特点是显现、可感、变动不居;两书都涉及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基本精神。而卦象的理论则是《易传》所特有的。作为哲学范畴,《老子》的象不及《易传》的象抽象程度高。两书虽都看到了语言文字在表达思想、认识事物本质方面的局限性,但弥补这一局限的方法却不同。两书的象论作为中国哲学象论的滥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强对“象”范畴的研究,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