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宗教思想的矛盾统一

古代哲学家自身思想中的矛盾现象,最甚者莫过于墨子。在《明鬼下》,墨子以其朴素唯物主义的“三表法”,论证了鬼神的存在。他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的有人看见杜伯其鬼射杀周宣王等传说,说明“鬼神之有岂可疑哉”!以夏虞殷商西周三代圣王皆以鬼神为有,论证鬼神“何能谓无”,以“鬼神之能赏善罚恶”、“治国家利万民”,验证鬼神之确实存在。本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宗教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但在这里却如此地集中二者于墨子一身,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小议“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孔子的言行准则,也是他的文学观念;他不仅告诫他的学生应该这样做,也影响到整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什么是怪、力、乱、神?前人解释为:一是虚诞不经的怪事;一是恃强欺弱的大力;一是以下犯上的悖乱;一是不见不闻的的鬼神;并推崇其“维世之意深矣”。对孔子的这种观念,儒家学派是恪守不移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成为尊圣宗经的道统文学的遵循法则。刘勰一面强调“文能宗经”方能成“经国大业”,一面又主张“变文之数无方”,表现出宗经思想与文艺创作之间的矛     

孔子死亡观刍议

孔子重生不重死，他说：“不知生，焉之死?”实际上是对死亡采取回避态度。在鬼神观念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时代，孔子既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也没有像后来的墨子那样明确肯定鬼神的存在，但他相信天命，仍然是唯心主义者。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

朱熹的鬼神观主要是在有关礼乐的讨论中形成的,它既与传统礼学一脉相承,又有着较为浓厚的理学背景,是儒家鬼神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     

孔子鬼神思想管见

<正> 孔子提出的以祭祀为核心的鬼神思想,是在周人鬼神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之这就有必要先对周人的鬼神思想作一检讨。殷周时代,鬼神迷信风靡大地,隆盛至极。殷人以祭天炽著,一切佑命于天。文王伐黎,兵入殷境,纣王犹高枕于“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而无忧。周人则恪信“天命靡常”,除了祭天之外,更频频祭祀祖先神。金文《杜伯须》载文:“杜白作宝盨,     

孔子的经济与军事管理思想

孔子经济管理的目的是社会繁荣,实现大同世界。认为维持社会繁荣运转的两个程序是富民、役民。《子路》载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说“庶矣”,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在《阳货》篇中,孔子又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深得这两大经济活动的...     

南辕北辙：近代“鬼神救国”论考察——以灵学为例

“鬼神救国”论是近代各种救国言论之一,其荒谬性不言而喻。考察“鬼神救国”论对于更深入地剖析救亡局势下不同群体的心态与命运,更全面地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历程,具有一定的意义。以灵学为例,“鬼神救国”论者认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主张“藉神道之糟粕,挽末流之颓靡”,而反对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鬼神救国”论的泛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     

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与李申研究员商榷

本文对李申判定“儒学是宗教”的若干论据提出质疑 ,认为孔子整理“六经”只是述而不作 ,“六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并不是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和行为基础 ;“六经”中《尚书》及《诗经》所涉及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 ,对于“天”的含义有不同理解 ,不能一概视为天命论 ,孟子和朱熹都将其中的“上帝”、“天命”阐述为人世间可观察理解的道理。将上帝鬼神作为“主宰一切、赏善罚恶”之根据的是墨家而不是儒家 ,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对之作出否定。作者还进而论证了 :不能以是否相信上帝鬼神的存在作为区分宗教与非宗教的有效标准     

孔子在中国重人远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

拓荒期的自然崇拜、笃信天命、信仰鬼神这种人类童年期共有的主要信仰形式，其宗教意味本来可以使中国象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产生宗教。但自周至春秋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场迥异西方造神运动的重人运动，孔子就是这个从原始宗教到人文思想演变运动的宗师。孔子的“人学”，涵摄了整个人类的美行美德，以理性思维代替宗教神学，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奠定了中国文化重人远神精神的主导地位，开辟了古代人文精神的新世纪。一、继天道而立人道夏、殷时，人的祸福完全由天、鬼神所决定，“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①…     

“魂魄”“鬼神”与早期儒家祭礼诠释的内在向度

早期儒家基于功能视角对祭祀之道德和社会功能的强调,回答了祭祀"为何必要"的问题,同时,也继承周人祭祀的理性精神,并以魂魄观念和魂气说理解鬼神,回答了祭祀"何以可能"的问题。不同于墨子"明鬼"和民间鬼神信仰强调鬼神的实体与威灵,早期儒家对殷周祖灵观念做了进一步理性化、人文化、非实体化和去威灵化的转化,墨子对其"以鬼为不神"的批评,恰好揭示了儒家祖灵观念的特征。秉持"死而不绝"的生命观和魂魄观,早期儒家认为,祭祖礼仪中鬼神的实质是祖先之魂魄,死后被尊为鬼神,只要必诚必敬地斋戒以祭,基于"气"之感应原理,子子孙孙便可与列祖列宗感通于祭场这一神圣空间中。在祭祀态度与目的上,孔子及其儒家由强调祈福转向强调报本,由强调所信转向强调能信,强调"外则尽物,内则尽志"的祭祀主体本身的努力。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世界中,虽然"事人"优先于"事鬼",但"鬼神得其飨"始终是儒家社会治理蓝图和信仰世界的主题之一。无鬼神的儒家是不完整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敬鬼神"与"远鬼神"的平衡。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略论孔子“天道观”中的无神论因素

一孔子是否有自然观,他以什么语言和形式来表示他对世界的看法?历来就有争论。从《论语》、《左传》和《国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行来考察,围绕着春秋时期哲学上斗争的中心问题——“天道观”,表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因素,当然,是不彻底的,但不能说孔子没有自然观。孔子的“天道观”是与其政治观相联系的。当统治阶级利用“天命论”,来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作辩护时,孔子代表着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转化的集团的利益,开始冲击“天命”、“鬼神”的束缚,而强调人为的作用。正如墨子所评论:“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     

子不语未必子不信——论《论语》的鬼神天命观

此文以《论语》文本为依据,首先论证了孔子思想中鬼神与天命观的不同一性,由此找出鬼神、天命与礼、仁的概念之对应关系。最终证明了孔子思想中关于现世关怀具有彼岸世界的依托的观点。     

论董仲舒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董仲舒哲学是秦汉之际时代精神演变的必然产物。而其思想理论来源,则在于先桊的原始儒学。董仲舒是改造原始儒学并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一、天人观:董仲舒继承、改造原始儒学的起点董仲舒的天人观与原始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天命观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关系。孔子重人事疑鬼神,在天命观上表现出一种首尾两端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孔子赞成天命,坚持对天命的信仰。这在《论语》里可以说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孔子因对天道鬼神产生的一定怀疑而主张敬而远之,在门徒面前总是力免谈论天道性命。孔子这种矛盾态度,使董仲舒在碰到理论困难的同时也得到了充分的想象、改造的余地。     

孔子的伦理教育思想

<正>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伦理学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哲学思想里对于天地万物的起源和天道鬼神等问题是很少涉及。其突出的特点是在他的伦理、教育思想方面。孔子对伦理、教育思想不仅讲得最多,而且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说。在孔子的思想里,把伦理、教育、政治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孔子最重道德的修养。孔子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培养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士”“君子”。因之,我们可以说孔子的教育主要是封建的伦理教育。在政治上孔子认为只有封建道德完备的“成人”才适宜于在高位,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用封建道德来很好     

对《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一文的回答

“六经”是孔子自选的教材 ,其中的上帝鬼神信仰代表着孔子的思想。儒家认为孔子曾对六经进行删改、创作的意见 ,比推定孔子“不可能”改动历史文献的意见合理。上帝鬼神观念是儒家的基本信仰。在这个问题上 ,第一应该全面占有材料 ;第二应当占有原始材料 ;第三应当正确理解材料。比如“天不可信”是什么意思 ,应当看过去的儒者是如何注解的。朱熹对“文王在天”如何理解 ,应该到朱熹的《诗经集传》中去找。     

从《疑孟》看司马光的学术思想

对司马光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多被斥为“守旧派”、“顽固派”。对于司马光的思想,则既少有评述,又几乎是被全盘否定的。这不符合司马光的历史面貌和思想实际,是很不公允的。撇开政治见解不说,从学术思想方面来看,司马光议经驳传,独立思考,自成一家之言,非但不“保守”,且是学术上的改革派。司马光所撰《疑孟》等论著就     

以德报怨与以直报怨

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是出自《论语》的两个词,以德报怨比较容易理解,世间学者对“以直报怨”的解释不符合孔子的本意。以德报怨也不是老子的思想,《道德经》中的“报怨以德”与孔子的“以直报怨”是一个意思。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吕绍纲在《孔子研究》86年第四期发表了题目为《孔子不是有神论者》文章,认为孔子是无神论者。作者引证孔子的话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认为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     

论孔子的孝道思想及其转化和发展

孔子对孝作了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以礼解孝,一是以仁解孝。孔子前期主要继承三代之礼,主张以礼解孝,由于礼体现为制度性规范,以礼解孝,则孝极易沦为外在形式,因此孔子后期则着眼于以内在仁爱之情解孝,为孝礼奠定了深厚和坚实的伦理情感基础。以仁解孝,更能够反映和契合孔子原创性的仁的思想。他引仁入礼,以仁释礼,以仁解孝,孝道思想实现了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变,其内涵较以往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孔子对孝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孔子同时又兼顾两者,并不偏废,只是有所侧重。以礼解孝和以仁解孝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成为孝道思想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